在英国，到了18世纪时，对法庭独立性和新闻自由的尊重已基本确立。
但直到1928年时，年满21岁的男女公民才全部获得了选举权。在整个维多利亚时代(Victorian era)，人们普遍认为，公民只有拥有一定程度的财产、具备一定程度的教育背景，才能享有选举权。1867年英国扩大选举权适用范围时，一名保守党人士主张，学校改革必须成为目前的当务之急，他心情沉重地说道，“我们必须教育好我们的主人”。
如今，这样的想法在西方已经过时、站不住脚了。但它可能会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新兴中产阶级当中引起共鸣。西方评论人士长期以来一直预测，崛起中的中国中产阶级将要求民主。但事实上，许多中国富人似乎担心，如果在治理国家方面给予农民平等的发言权，将会引发“混乱”。
埃及自由派人士可能会有同感，他们正在忍受大众民主带来的种种后果。在埃及，约有40%的选民不识字。考虑到清真寺和宗教电视频道的影响，埃及穷人很可能会继续投票支持伊斯兰主义政党——如果给予他们投票权的话。
然而，尽管埃及的情况表明，民主有时能够破坏其他令人珍视的自由，但开罗发生的事件也表明，实现“自由的政变”是不可能的。一旦你推翻了一个民选政府，你就已然干上了“压迫”的勾当。这意味着实施审查、围捕政治对手，而且往往还意味着向街头抗议民众开枪。民主和自由不是一回事。但推翻民主却往往会导致同样的、悲哀的结局。
译者/邢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