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政府丧失几乎所有主体税种，在缺乏合理税收框架的背景下承担提高民生、发展经济之责。
为弥补财政收入不足，地方政府以土地财政支撑半壁江山，上级部门眼开眼闭默许地方政府向大地主转型，才能继续中央与地方之间微妙的财政平衡。于是，转型期间的经济下行忧虑，对政绩的忧虑，只有靠土地财政才能缓解。每次大基建视大风向理由各不相同，上一次可以是为了稳增长，这一次可以是为了城镇化，但通过投资拉动经济、缓解负债压力的本质是一致的。
解决高房价、高负债，改变政绩考核体系，建立中央与地方合理分权的税收体制，让地方政府摆脱大地主身份，至关重要。要建立正确的激励机制，不应从道德上谴责地方官员。
地方政府一直作为劣政的箭靶，其中有些行为责无可绾，而有一些则是代体制受过。
中国地方政府丧失几乎所有主体税种，在缺乏合理税收框架的背景下承担提高民生、发展经济之责。
1994年的财税改革，建立了以增值税与营业税为主体的分税体制，如金融学家钟伟先生所言，自营改增之后，地方政府已丧失所有主体税种，这在大国治理中极其罕见。从1994年至今，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的比例在45%到50%之间，而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支出比例维持在1：2之间。
去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原广东发改委主任李妙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中央部门权力越来越大，特别是财权，“我们也进行过财税微调，但每一次调整，都是向中央集中。”李妙娟表示，经过分税制，中央财权已经从1994年的20.6%提高到现在的50%左右。广东作为人口输入大省，需要解决农民工子弟基础教育等一系列配套措施，过去5年，广东的财政支出总量排全国第一，支出总量呈上升趋势，但人均支出总量却呈现下降趋势。人均财政支出水平方面，1998年广东居全国第5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到2011年，除深圳外，广东已经下滑到第23位。广东省内经济差距大，财政收入有3/4来自珠三角7市，其他14个市只占1/4。
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效率不高，转移过程不透明、不重视绩效考核的情况比比皆是。譬如，李妙娟举例，“应对金融危机的时候，国家转移支付细化到一条母猪补多少钱。这么大的国家，为什么细化到这种程度？这种事权，应该是地方的。”
地方与国企财务危机是2003年中国银行坏账上升的主要原因。为了弥补财政收入不足，地方政府以土地财政支撑半壁江山，上级部门眼开眼闭默许地方政府向大地主转型，才能继续中央与地方之间微妙的财政平衡。
作为土地财政的最大受益者，地方政府是抬高房价的主要推动力。土地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从20%猛升到目前的50%以上。不仅如此，土地还是地方投融资平台的最大宗抵押物。一旦土地失去价值，不但地方财政与银行会陷入破产境地，中央与地方之间微妙的财政平衡也无法维系。
其中除了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对政绩的贪欲，把土地财政当作自己的钱袋子，税收与考核体制的不合理难辞其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