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国的相互猜疑既深且广并带恶意，那么如何处理？通常的方法是把争议问题分类为经济、外交、军事、改革等范畴。但这种办法效果不佳，失败经验应让我们改变做法。以下是另外两种反思中美问题的进路（当然还有其他方式）。关键是以从全新角度看待问题，从而为解决问题提供崭新的解决方案。
一种办法是不考虑争议内容，按问题的战略性和受关切程度来划分，因此可以分为高战略低关切（对美国来说是：伊朗、朝鲜、领土主张；对中国而言为：人民币汇率、资源竞争）；高战略高关切（美国：网络间谍、人民币被低估；中国：台湾、西藏、领土主张）；低战略低关切（美国：全球变暖、国企垄断；中国：知识产权）；低战略高关切（美国：人权、宗教自由；中国：边界争端）。
如果某个问题不好归类，就更能说明这个办法会有效力。决策者越是考虑问题的战略意义和受关切程度，就越有可能探究出问题本质。举例来说，高关切问题一旦脱离公众视线，一般都能得到最好的处理。或者换个角度，先就低战略高关切问题施压，之后再含蓄地作出一些让步，那就可能在高战略低关切问题上有所进展。
另一种办法是看问题具有对抗性质还是互补性质，以及采取的最适当手段（中美采取不同还是类似手段）。从美国的角度可分为四类：对抗性/必须关注（台湾、西藏、人权、媒体控制、军事不透明）；对抗性/可改善（网络间谍、人民币被低估、贸易失衡、边界纠纷）；互补性/不同手段（朝鲜、全球气候变暖、环境污染、知识产权、法治）；互补性/类似手段（疾病控制、环保技术、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贩毒）。
对抗或互补性问题怎样才能影响政策？可以进行区分。以朝鲜为例，中美对于朝鲜问题的目标可以相互补充（无核化和维持朝鲜稳定），但可能采取不同手段来实现目标。再以贸易失衡为例，中美当然是对抗性的立场，但问题可以改善。只要有些微差别，就能产生一些巧妙想法。（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办法会产生一类问题。中美在这些问题上或许可以利益互补，并能采取类似手段解决，但问题常未被充分利用）。
崭新思维看中美问题怎样才能推动谈判？可以采用两种经典风格。首先是一次解决一个问题，先从容易解决的开始，轮到难题时，就会发现整体局面已简单一些，双方都更容易做出妥协；其次是同时并轨解决所有问题，但并不分类，从而让问题可以相互影响，利用简单的问题来解决难题。
但无论哪种风格都未直指中美问题的本质，也未利用问题间的相互联系，因此可能都错失解决问题的线索或途径。
中美关系势必还将面临危机。下一次危机来临时，希望中美已建立起解决问题的框架，并利用上述两种方式在框架内探索双方争议问题的本质并实现突破，从而让决策者运用更巧妙地手法来分析多种问题，谈判时能够更加细致入微。
罗伯特 劳伦斯 库恩 (Robert Lawrence Kuhn)为国家前主席江泽民传记《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的作者，并与中国政府及多位领导人关系密切，新近著作有《中国领导人是如何思考的》（ How China's Leaders Thin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