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独有偶，美国自2000年总统大选开始变本加厉的现象是，对移民社群的污名化与敌我意识的勃兴，到2012年甚至出现“抹煞47%”的恐怖言论。过去是黑白的种族问题，这是殖民非洲的后果；如今是移民问题，则是帝国与资本扩张后美其名为全球化的后果。在宪法文化的发展上，其意义就是敌我矛盾的崛起。
所谓宪法各表所表的，可粉饰为自由主义宪法与一党专政宪法的各表，当1990年代初国民党放弃内战，又不敢立刻转进台独时，就用制度之争的名义为暗号，包藏如假包换的台独认同。李登辉后来具体坦承，他推动民主化最重要的就是认同问题。换言之，宪法各表的源头，不是自由主义与否，而是台独与否。
假如宪法各表如实的是制度之争，就可与今天大陆上的宪政之争接轨，但宪法各表不是制度之争。矛盾的是，今天谢长廷的宪法各表，将早年李登辉的宪法各表颠倒，不再与大陆切割，反而是与大陆连接；这样的连接化解大陆各界对两岸不属于同群的焦虑，但引起了台独的焦虑。而他们焦虑与否，根本与宪法结构无关。
大陆异议人士陈光诚来台拥抱自由主义，但他公然反对台独，简直把假借自由主义暗号来主张台独的崇拜者颠覆了。台湾在自由主义上震天价响只是泡沫，反衬了大陆上的宪政之争恐怕也是无意识的虚假。反对宪政的左派不必担心，到今天为止还在敌我矛盾中的中国宪法文化，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是宪政的。
作者是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