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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东阳:台湾的日本情结

在台湾,无论你喜不喜欢,你都很难抹去这座城市的日本元素。自1895年以后,长达60年归于日本治下,许多出生于日据时期的台湾人,从小便在课堂中学习日语。当然,日据时期,也有许多反抗者,在文化上,知识分子在进行对抗,早年更是有中小规模的武装冲突。

  至此,左派思潮开始影响台湾,台共在日据期间成立,是日共的分支,是重要的反对力量。但是他们几乎和那个时期全世界信仰马列的年轻人一样,致力于“民族解放”、“摆脱殖民统治”。以至于曾在抗战期间亲赴大陆跟随者延安的红色力量打游击的史明这样的台湾左派大佬,但回到台湾后,成为“台独”的理论大师。史明所著的《台湾四百年史》中大量引用马列的观点,而这部“台湾人400年悲情史”塑造的史观深深的存在于民进党政客的脑海里。台湾光复后,那些从基隆港登陆的国军的枪声又在“二二八事件”中维稳过度,历史的断层尚未接上,又添加了新的伤痕。

  几年前,在《海角七号》热映时,台湾统派作家王丰坚定的认为这部让无数文艺青年热捧的片子是“大毒草”,他认为“它即使目的不在颂扬日本帝国主义,但至少也在一定程度上带着一种感伤式的怀旧。所以,我坚决不去凑这种‘热闹’。”这让我想到许多不明真相的大陆年轻人对《赛德克巴莱》的感受,在那个世界里,那是标准的抗战片。如同香港曾经的历史,不管愿不愿意,英国曾经深深影响过香港,就像日本影响过台湾一样。诚如经常不靠谱的马英九说的那样,应试图去了解一个跟大陆分隔60年的社会,应用欣赏、包容态度来看。

  某次在永康街最为宽广的地带的街心公园永康公园里看到一尊蒋中正像,在中正广场都被更名为自由广场的今天,除了台湾一些非特殊纪念场合,街头已经很少见了。

  在这条街的不远处的西门町附近的中山堂,国军曾在这里接受台湾的日军战败投降,也是多次“总统大典”的举办地,蒋家父子亦曾在这里接待过美国总统尼克森等要客。2000年后,它被改造一个剧院,而二楼则设立了堡垒咖啡屋。咖啡屋里有个大露台,露台正对着抗战台湾光复纪念墙,正中间的位置上还设有讲台和话筒,那是蒋家父子发表演说的地方。一位台大教授朋友,每次和他约见,他都选择这个地方。这位教授曾经在台湾“外交部”工作过,是著名的统派学者。不过,我坚定地认为,这只是他的习惯,并不是在颂扬两蒋带来戒严时期,最多在一定程度上带着一种感伤式的怀旧。我愿意凑热闹。

  • 责任编辑:郑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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