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初的台湾大选，在台东，原住民选区“立委”候选人林正二的造势活动现场，许多同行和我在等待重量级嘉宾宋楚瑜的出现。年轻人夹杂着台语和普通话聊着选情，而在我身边有许多老人，他们的对话，我几乎没听懂，偶尔一两个单词听起来很像日语。
大约过了一刻钟，在欢呼声中，林正二的母亲上台为儿子助阵。这位已过八旬的母亲看着稿子发表演讲，周围人告诉我，她使用的是日语——这更容易让台下年纪较大的原住民理解其对儿子的赞美。这让我想起已经过世的著名台湾企业家辜振甫、王永庆，他们也擅长日语。
在台湾，无论你喜不喜欢，你都很难抹去这座城市的日本元素。比如台北的永康街。这个街道的建筑很特殊，不像其他地方是传统的骑楼建筑，而是日式建筑，也时常有日本游客在那里逛街。还有西门町，是典型的日式地名。西门町现在被称为台北的“原宿”，除了有日文杂志专卖店外，各种日本的书籍、唱片、服饰等，几乎都同步流行，是“哈日族”的天堂。
自1895年以后，长达60年归于日本治下，许多出生于日据时期的台湾人，从小便在课堂中学习日语。而且与大陆相比，二战期间，台湾几乎没有受到战火侵扰，台湾的工业化也始于日据期间。日据当局的统治也得到乡绅的支持，后来备受赞誉的辜振甫，用今天的标准，其家族当年便是超级带路党。而像几乎每周微博上都会传出死讯的李登辉那样的青年，他的哥哥曾被征召参与二战，他也从台湾考到日本读大学。而在政权更替期，不少人需要很艰难地在日语、汉语、闽南语间转化，才能实现正常交流。
而对于台湾原住民来说，就像《赛德克巴莱》里描述的那样，虽然他们与日本人的冲突远比更早到来的汉人更加激烈，但故事的续集是，日本人对较为原始的部落的同化也远比传统根深蒂固的汉人更加容易。日据当局在原住民地区设立蕃童教育所。当时很多新出生的婴儿都会被取一个日本的名字。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期间，会日语的台湾原住民青年，被编成“高砂义勇队”参加战争。日治时期出生的台湾原住民普遍会说日语，另外也在其母语上多渗有日语，此结果是之前统治将近三百年之久的汉人政权所无从比拟。而且台湾现代意义上的人类学研究，也是从日据时期开始.
虽然清朝在台湾各地的府县志中也辟有原住民的专门章节，但这些记录极不完整、翔实。为此，日据政府开展一系列山地调查工作。日本的“少数民族”政策，即从人类学的调查开始。
为民族识别与分类，日本人类学家可谓呕心沥血。以对台湾东部纵贯铁路线（宜兰―花莲）等的调查为例。罗列了近30项有关原住民人口、地理、生产、生活、相互关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详细内容。
当然，日据时期，也有许多反抗者，在文化上，知识分子在进行对抗，早年更是有中小规模的武装冲突。上世纪20年代，台湾文化协会是台湾本土的最大异见者组织，也是日据时期推动全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因为举办各种讲座、开展演讲活动，反对日本统治，常遭日据当局的干涉和破坏。
不过，异议者内部总是会发生分歧，这些本土乡绅和知识分子也不例外。台湾文化协会在此后的发展中分成两派：右翼以林献堂、蒋渭水等为代表，认为台湾没有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应以民族运动促进资本主义发展，改良台湾的经济制度；另一派以王敏川为代表，认为台湾解放运动应该是民族运动与阶级斗争结合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