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穆巴拉克垮台以来的埃及国内进程，人们会发现，在当初的胜利焰火散去后，埃及真正的国内政治和谐从未出现，无论当初的制宪，还是总统选举，都充满政治对抗和撕裂。穆尔西本身是基础非常弱势的执政者。因为埃及长期的独裁统治扼杀和压制社会的政治发育，埃及民主并不具备托克维尔论美国民主时说的那种“民情”的基础：成熟的法治传统和独立的司法体系，纵向和横向的分权自治，以及基于选举的权力转移习惯。而穆兄会赢得大选就是在这样一个脆弱的社会和政治基础之上，所以会发生今次的悲剧，这并不是偶然的。换言之，事件的发生与其说是埃及民主或转型的失败，不如更直接说，正是埃及长期的独裁后遗症。
长期的独裁导致疾风暴雨似的反抗，但新的体制并未有良好地建立起来，因为，独裁毁坏了社会良性进步和自我治理的基础。穆兄会和穆尔西的选举胜利并不是在一个良性和有序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之下，而在一个独裁的废墟之上。他们当初的胜利最大的原因，不是和平的政策菜单，而是因为在独裁突然碎片化的社会结构里，他们是唯一有悠久和强大的社会组织网络支持的政治力量。所以，穆尔西上台后的政策作为就成了其政权延续的最大保障。然而，一年来，穆尔西并没有能够建立良好的、可以对社会进行整合的政策作为。
已有外国评论家注意到，导致社会普遍不满的直接原因是经济。革命和新政权的新政治环境第一个社会后果是，国家财政岁入急遽减少，而过去独裁时代一再拖延的经济改革发挥了灾难性的后果。由于连穆巴拉克都不敢动的长期能源和食品国家补贴耗费了国家有限的外汇储备，而民族自豪感和海湾国家的慷慨支持又使新政府拒绝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如此，政府财政行为能力的急遽减弱就使得本来不满的社会爆发出来，而穆尔西因为需要穆兄会的支持，在财政和经济政策上不仅不能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反而要照顾穆兄会草根民众以及宗教领袖的意愿，这又使事情雪上加霜，最后导致了城市中产阶级和军方与其决裂。这是本次事变的直接社会原因。
关于埃及军队在事变中的决定性作用和评价问题是当前中国公众争论的焦点，但要评价这个问题，需要有一个常识性的前提了解：第三世界转型社会中的军队，其政治角色和功能与成熟的民主国家截然不同。对于这一点，亨廷顿在其名著《转型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已有充分清晰的论述。不要忘记，当初埃及革命的成功，最大原因正是埃及军队的倒戈。而眼光放远一些，人们应该看到，从土耳其、委内瑞拉、泰国，到菲律宾和印尼，在转型社会里，军队从来都不是国内政治的局外人，相反，倒是一种地位特殊却作用决定性的力量和玩家。转型国家的军队自认为是社会团结、国家整体安全、以及超越党派的民族利益和价值的监护者，彷佛是一个政治裁判，他们不会对政治对抗撕裂整体社会，威胁国家存在袖手旁观。这类案例可以说比比皆是，也是今次在埃及发生的事，所以军方反复誓言他们不是政变。这就是其行动的政治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