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制度知识、宪法知识严重匮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历史的无知。中国的现代史曾经遭到系统而严重的扭曲。最悲剧的是，很多自称热爱自由的知识分子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扭曲现代史，比如，这十几年来相当流行的一种观点，充满了对康有为、孙文的情绪化厌恶。而恰恰是这个思想和政治传统，对宪政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并且，在大半个世纪中，进行了多样而广泛的立宪实践。因为厌恶，当下主流知识分子对此传统缺乏认知，更不要说深入研究。
更可怕的是自负。有知识分子断言，过去一百年来，中国人连宪政的门都没有摸着。热爱自由的知识分子具有这种虚无主义态度，实在令人惊讶。历史要从自己开始么？但仔细聆听，今天最活跃、最知名的人物谈论宪政，并不能令人满意。除了宣传，并无理性而可行的制度构想和转型方案。
在北大张君劢会议开幕时，我在微博上这样写到：“今日谈论宪政，绕开百年经验，尤其是康有为-梁启超-张君劢、孙文-蒋中正-蒋经国这两个思想和政治传统是不理性的，也绝无成功的希望。我们时代的所有人，学者、政治家、商人，论德行，论视野，论知识，均不能望先贤之项背。”
为了今天知识分子所向往的政治目标，先贤已有百余年思考、探索。对于面临现代国家转型之大任务的知识人和精英，这是一笔最可贵的资源，远比什么大宪章可贵，比洛克可贵，比托克维尔可贵，比美国宪法可贵。认真对待这个资源，回到现代历史中，辨析先贤种种方案之优劣得失，面对变化了的现实，于“因”中有所“损”、有所“益”，焦虑的中国精英才有可能找到解决当下中国转型之可行方案。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