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深远的祸害
教育垄断与教育腐败的危害，并不仅仅局限于眼下，也不仅仅是对社会公正的践踏，它的危害遍及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而且会造成长远的遗患。
现在，国际上普遍承认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场”。对于中国目前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位置和态势，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与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拥有廉价、守纪律的熟练劳动力，这是中国能够成为“世界工场”的前提条件；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当后者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绝大多数的就业人口已经进入服务业的时候，“世界工场”又是世界体系边缘与二流地位的象征。印度的经济总量虽然还比不上中国，但它的发展样式值得我们深思。薛涌指出：印度的服务业，如同中国的制造业一样，近年来抢了许多美国人的饭碗。这些行业主要集中在一些电话服务、医疗、金融咨询等方面。制造业和服务业，在中国和印度不仅领导着不同的发展模式，而且培养着不同的社会文化力量。在中国，制造业的工人夜以继日地为外国的消费者生产产品。这在经济上很开放，但在文化上却并不开放。因为一双鞋制造出来，并不能使生产者和使用者之间有任何交流。生产者还是永远在闭塞的厂房里劳作，要打交道的，是自己的老板或工头。工作太苦、拿不到工资时，就感到受压迫，就觉得自己被人使用、剥削，就会对外面的世界产生敌对情绪，孕育了对新的“世道”的反叛。而服务业的崛起，需要的是不同的社会条件，如健全的法治、信息的自由流动、良好的英语训练、对外来文化的熟悉，等等。在这些方面，中国与印度差得甚远。如果说服务业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流，使不同的文化汇流、使封闭的心灵开放的话，制造业则可能用物质产品把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乃至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对话给阻断，甚至导致心灵锁闭，文化排外。因此，在未来一、二十年中，中国在文化上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陷阱：一个不健全的社会使制造业片面发展、服务业停滞，国际间的物流把中国人与世界在文化上隔绝起来，进而培育起对经济开放的文化反叛。中国的教育垄断，对于这样一种潜在的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正在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现行教育体制，培养不出诚信社会、信息社会所需要的服务业从业者，只能培养出生产线上的简单劳动力。这样一种教育将会阻碍中国的产业升级和社会转型。
在21世纪前半叶，中国面临着必须解决好的三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成为世界第二乃至第一经济总量大国后，能不能与美国主导的国际体制和平共处进而融为一体，而不是在军备竞赛中擦枪走火，导致新的战争。第二个问题是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实现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第三个问题是防止贫富两极分化和出现“断裂的社会”，“阶级斗争”与“革命情绪”卷土重来；使社会结构向发达国家的橄榄型结构靠拢，培育由中间阶层主导的国民意识形态。解决这三大问题都要靠中国大陆政治民主化转型的逐步实现。自从大学诞生以来，辩论、自由演讲、五花八门的社团活动，便成为大学的一种传统。在中国科举时代，同年、同门的聚会结社，同样是一种雏形状态的社团组织。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大学能够成为“民主堡垒”，也正是凭借了这种传统。本来，大学理应成为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先锋队和试验区，但是在教育垄断不仅没有放松反而日益强化的现实情况下，深受“党化教育”、“臣民教育”毒害的新一代大学生，有不少人正在成为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军国主义的后备队。邓小平在天之灵如果知晓这种情况，更要大声疾呼教育是“最大的失误”。
丹尼尔·贝尔指出：工业社会是机器和人协作生产商品，后工业社会与此不同，“是围绕知识组织起来的，其目的在于进行社会管理和指导革新与变革”。他进而强调：“理论知识正日益发展成一个社会的战略源泉，即中轴原理。而大学、研究机构和知识部门等汇集和充实理论知识的场所则成了未来社会的中轴结构。”“文化已成为我们的文明中最具活力的成分，其能量超过了技术本身；而且上述文化冲动力已经获得合法的地位，社会不再像过去那样把文化看作是制定规范、肯定其道德与哲学传统并以此来衡量、（通常是）非难新生力量的力量；如今的文化担负起前所未有的使命：它变成了一种合理合法的、对新事物永无休止的探索活动。”梁启超早就表达过作为一个中国人应有的抱负：人生最大的目的，是要向人类全体有所贡献，因为人类全体才是“自我”的极量。有个国家才容易把这国家以内一群人的文化力聚拢起来，增长起来，好加入人类全体中助他发展，所以建设国家是人类全体进化的一种手段，就象市府乡村的自治结合，是国家成立的一种手段。一个人不是把自己的国家弄到富强便了，要叫自己国家有功于人类全体。“我们的国家有个绝大责任横在前途，就是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的文明。”中华文明的复兴需要有一个新的诸子百家时代，只有学术自由、教育独立和多元竞争才能为此奠定一个制度的基础。而教育垄断，则是扼杀学术创新、窒息中华文明生命力的一条绞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