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一种制度。这是现今国家的常态，始于早期的现代欧洲，慢慢在全世界展开，直至今时今日。只有国家战争与内战才会将国家分列、破坏国家主权及领土完整。
这差不多是对国家主权的普世共识，在此背景下，才让我们体会到“一国两制”是何等超然，是在和平与丰足年代多么独特的历史经验，非笔墨可以形容。
正因为这个原因，几乎所有以西方为中心的外国观察家，皆错误预期中国会在1997年后吞并香港。难怪派驻香港的内地官员也不住抱怨，说香港是一本难念难明的书。标准的党团文宣让内地官员可以应付日常工作，但不能使他们真正理解香港情况。同样地，很多来自民众“啦啦队”的民主派人士，以为是英国人留下来的遗产，奠定了诸如法治等核心价值，方使我们与内地不同。但他们完全无视事实，保障这些核心价值并让我们与内地有别的，其实正是北京首肯的《基本法》“一国两制”原则。
我的年青朋友尼古拉斯 古登(Nicholas Gordon) 在他哈佛大学的杰出本科论文中，探讨香港与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如何在传统主权“有或没有”这个二元概念里钻空子。在现实情况下，所有城市、地区，甚至国家纵使并非完全独立，都存在类主权。而香港除国防及外交事务外，在境内与国际舞台上实际上是以单独实体行事。在这个情况下，纵使没有民主运动，我们仍会发展出一个单独或另类身份。在这个意义上说，本土主义运动的精神教父陈云根把香港称为“城邦”就不全错。这是北京按照《基本法》建立的模式，陈云根要求自治才是危险所在，只会引来内地干预甚至接管香港。
“一国两制”的悲歌在于，它的成功正是失败的根源。香港已经走远，北京必须把它拉回来，容许全面普选是一个解决方法，另一个方法是从中国深邃的丰硕历史经验中寻找，例如旧日有朝贡体制，以包容各种各样的社会。（My Tak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