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丽君 赵如渊
日本、美国、中国三国正在彼此的力量消长中进行着新的关系建构。近来日本动作频频，似乎正在搅动着大局。上文（见6月14日早报言论版）提到日美关系是利益取捨，而日中关系与日美关系截然不同，是情感纠结多过利益取捨。人类在处理情感纠结时，往往比利益取捨更加复杂和困难。美国在处理日本问题前，曾召集一批专家学者详细研究过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心理，从而拟定了策略。反观中国似乎没有，从来没听说过中国有哪个学者、学术机构或政府研究机构，对日本人的思维模式、行动模式以及日本人对中国的态度，有系统分析和研究。中国人总是在想当然地理解着日本，却没有意识到日中间的差异是小同而大异。
1972年日中两国在日美经济冲突和中苏关系恶化的大环境中仓促建交，把敏感的战争责任问题和有利益取捨之嫌的尖阁诸岛／钓鱼岛之争束之高阁，双方积极弥补彼此多年来的隔阂。经济复兴后的日本以政府开发援助（ODA）向中国示好。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向日本吸取技术，日本也友善地培训中国青年。胡耀邦极有远见地推动了日中青年交流活动，日本企业积极在中国投资设厂。在ODA计划下日本向中国拨出了不少于400亿美元的援助。两国进入了蜜月期，大量的中国青年赴东瀛求学。
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日本在经济上取得了傲人成绩，成为亚洲经济的领头雁，世界各国掀起了向日本学习的浪潮。新加坡也在日本政府的协助下，在国立大学内设立了日语系来培养相关人才。遗憾的是，这时期的日本政坛领导人没有抓紧机会，鼓起勇气对二战时期犯下的罪行道歉做个了结，以及开启摆脱美国的束缚，走向独立自主的正常国家的道路；而是仍然依托在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下，妄想逐步地迈向神道皇国。1985年中曾根首相率领全体阁僚，在8月15日前往靖国神社参拜，这种违反政教分离的举动，使日本全国哗然，中韩两国发动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游行。日本因此而失去了大好机会，而机会一去不复返。尽管如此，天安门事件后日本理智地没有追随欧美杯葛中国，两国之间依然存在发展空间。
遗憾的是90年代中日关系恶化。江泽民以战争受害者和战胜者（日本从来不认为中国是战胜者）的高姿态访日，使日本人受不了；江的高姿态或许是受到中国的日本通的影响。他们尽管与日本人打交道多年，却未能领悟及看透日本人在内疚和谦卑里，隐含着不逊于中国人的好面子特性，还有日本人特有的护短、不质疑的愚忠以及以和为贵的凝集力。江的访问让部分有心人有机可乘。日本媒体大肆宣扬江在中国国内推行爱国主义教育，并开始有计划地宣传中国威胁论。中国威胁论为一些心存内疚和熟知中国复仇心态的日本人提供了很好的市场，开始动辄把中国人的过激行为说成是暴徒的复仇。之后，中国在渔船进入尖阁诸岛／钓鱼岛事件后，采取禁止出口稀土元素到日本的举动，更是加深了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复仇心态的认知。
日本自从泡沫经济破灭以来，接任桥本龙太郎的几位首相没有实力也缺乏远见。虽然胡温政权在外交上积极努力，但其重点是放在修补和营造中台关系上。当然中台关系的好转除了各方的努力，也要庆幸台湾有位不统不独不武的马英九。反观日本方面则迎来了独行侠小泉纯一郎，使得日中关系陷入谷底。
更遗憾的是民主党上台时，中国误信也误判了权谋家小泽一郎的实力。他虽然被认为是田中角荣的得意门生，可是没有田中的大手笔的怀柔手段和实力。再加上日本人通常不太喜欢小泽式的高压手段、善变和强势作风的政治家。所以他很快被抛弃和边缘化。中国也因厚此失彼而疏远了一些朋友。也由于误信和误判，习近平访日时被安排以接班人身份会见了天皇，给日本人留下不愉快的印象，加剧了中国威胁论。天皇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很微妙，千多年来演变的天皇制将天皇捧上了神坛。日本通没能够体察和理解日本人在鸡蛋里挑骨头的毛病和习惯。日本媒体巧妙地把天皇原则上不会见二号人物的事，和习近平正常姿态会见天皇的照片，与堂堂的美国总统弯腰鞠躬的柔软姿态做比较，非常巧妙地给习近平的形象，在日本人心中蒙上了一层阴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