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1970年代的通货膨胀让凯恩斯主义在西方世界变得声名狼藉一样，肇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经济危机对新自由主义的声誉造成了很大影响。新自由主义的核心观点是，市场总是有效的，即便不能形成完美市场，也是最有效的，而公共部门（政府）低能又自大，因此需要为市场的自发运作创造良好条件，尽可能（最好全部）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对社会事务的参与。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发源地美国发生了“占领华尔街”运动，社会普遍批评新自由主义
但通过美国次贷危机、金融危机，人们看到的却是：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下，1980年代至2008年，美国金融领域一直在去监管化，刺激金融创新、带动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空前的金融冒险，最终引爆出系统危机……因为“大而不能倒”，华尔街投行依靠美国政府施加援手幸存了下来。与之同时，许多学者、媒体人乃至普通民众都注意到，放松、解除监管的另一大后果就是环境恶化。环境危机与资源危机、金融危机叠加出现，这被认为是市场失灵的新特征。
新自由主义总能找到证据，哪怕是孤证，也要坚决反驳对市场缺陷的任何批评。仍以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为例，一些笃信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经济学者坚称，危机的出现，在于监管解除得还不够彻底，认为以美联储为代表的各国央行等监管机构在货币政策等方面的失误，激活了道德风险。新自由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监管、参与和干预，认为只有将之排除在外，才能形成所谓的完美市场，继而达到经济定理和理性最优。最近两年来，随着美国经济渐趋复苏，新自由主义的论调又开始在全球盛行。
对新自由主义进行简单化的意识形态批评，显然是毫无意义的，并且也因否定了这种经济学应用立场、意识形态的正面作用和历史意义，显得过于狭隘。更为重要的是，许多人所知的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实践对手，实际上要比新自由主义暴露出更多弱点，如果仅仅满足于非此即彼的选择，对政府包办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历史教训视而不见，只会帮助新自由主义的再度流行。
英国沃尔克大学商学院政府与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长、经合组织专家顾问、牛津大学前社会学教授科林·克劳奇所著的《新自由主义不死之谜》一书，试图打破政府或市场、干预或放纵、凯恩斯主义或哈耶克主义（弗里德曼货币主义）非此即彼的二元循环，在公正评价新自由主义的基础上，找到这种偏执化的经济学理论思想、政策思路“不死”的奥秘。
新自由主义的崛起
在工业化国家整个近代历史阶段，乃至现代历史阶段的前半段，自由主义表现为主张经济自由者与主张社会自由者的共识。19世纪末20世纪初，产业、金融垄断的出现，导致了自由主义者内部发生分裂，社会自由者倾向于对已探索建立社会福利体系的工业化国家政府提供支持，而经济自由者则向旧制度的保护者和法治缺失造就的垄断新贵靠拢。1929年大萧条以及此后的罗斯福新政，进一步造成了双方的分化。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学说，以及后来以凯恩斯主义面世的政府干预经济理论，并不是经济自由主义者所说的毫无效果、全是问题，而是在一定时期内取得了太好的效果。
凯恩斯主义的致命弱点是无法克服通胀压力，这个弱点随着经济发展表露得越来越明显，弗里德曼货币主义等新自由主义开始取得优势。新自由主义之所以受到欢迎，就在于其不仅终结了越来越难以取得成效的经济刺激政策，而且还取消了政府或工会为保护工人做出的种种努力，要求将国有企业、公共服务单位实行私有化，迎合了企业家阶层、政府官员、投资者等方面的利益，更得益于此时发生的产业结构调整，让原先拥有很强行动能力的（制造业）工人阶级陷入了自然衰亡。从这个意义上讲，新自由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近几十年来统治全球政策领域的理论体系，是符合逻辑的。
科林·克劳奇认为，新自由主义具有多项积极意义。其一，为政府主导的社会提供了一定突破口，终结了服务效率低下的国企或政府附属单位垄断某些行业、公共服务领域的局面；其二，解决了大型复杂社会特有的政府行为集权化或孤立化的问题；其三，相比其他政治、经济理论体系，显示出较强的兼容性。从第三点不难看出，“不死”的新自由主义，其实是显得相对温和而非绝对化排除政府干预、社会福利的一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