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是写作大家，他那平易近人，深入浅出，概念准确，形象鲜明，笔调生动的写作风格曾成为一个时代的楷模。
当年，《新观察》记者采访郭沫若先生，专门问道：“在文风上，你认为应该从毛泽东的文章中学习那些东西？”郭沫若回答说：“主席的文章和他的讲话一样，谁都看得懂，而且喜欢看。听毛主席讲话，好像热天吃了冰淇淋，又好像疲倦后喝了一杯热茶。他的文章很生动，很形象化，思想内容很艰深的问题，到了毛主席的笔下和嘴里，就变得非常容易懂”。他还补充说：“学习毛主席的文章，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学习毛主席的为人。只有在思想上和思想方法上经过苦心的锻炼，才能把文章写好”。(《郭沫若文集》38卷)
重读毛泽东的文章，重温他对写作文风方面的论述，对当前党中央提出的改进文风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反对党八股。毛泽东在他著名的《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开宗明义地列举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无的放矢，不看对象;甲乙丙丁，开中药铺;语言无味，像个瘪三;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流毒全党，妨碍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他当年为改进文风敲响了警钟。
他还大声疾呼：“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新中国成立后，他在给《合作社的政治工作》一文写的按语中，再次批评“我们的许多同志，在写文章的时候，十分爱好党八股，不生动，不形象，使人看了头痛”。并焦虑地期盼着：“那一年能使我们少看一点令人头痛的党八股呢”。
几十年过去了，党八股式的风气并没有绝迹，而且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八股文。比如媒体最近披露的群众最反感的官话、套话：“高度重视”，“亲自过问”，“积极应对”，“全力确保”，从“提高认识”开始，到“加强领导”约束。地方文件抄中央文件，下级讲话抄上级讲话。这种老生常谈的不痛不痒，生拉硬拽的照本宣科，无病呻吟的又臭又长，和当年的老八股异曲同工。看来，改进文风必须警钟长鸣，继续从铲除新老八股入手。
二、用群众语言讲话。毛泽东一贯提倡写作要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讲话。他在延安整风会上，特别列举了两位领导人用群众语言说话的例子。一位是列宁，他用群众很熟悉的语言写宣传传单，号召工人参与罢工活动。工人们看到社会主义是在帮助和保护他们，大大提升了他们的士气。毛泽东号召：“要像列宁那样去做”。另一位是当年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季米特洛夫，毛泽东称赞他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上的讲话：“应当学会不用书本上的公式而用为群众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们的语言来和群众讲话，这些战士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思想，都反映出千百万群众的思想和情绪。”他提出一个布尔什维克写作定律：“当你写东西或讲话的时候，始终要想到使每个普通工人都懂得，都相信你的号召，都决心跟着你走。要想到你究竟为什么写东西，向什么人讲话”。
读毛泽东的著作，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他那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和充满激情的文字。他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讲到中国共产党人遭到大革命失败时，斗志昂扬地写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他们又继续投入战斗了”。一个个共产党人舍生取义的光辉形象跃然纸上。他把“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长文比做“懒婆媳的裹脚布又臭又长”，多么生动形象。
三、不要片面性。片面性是思想认识上的绝对化，一种形而上学的看法。毛泽东指出，所谓片面性，就是违反辩证法。他批评说：“我们现在有些文章，神气十足，但没有货色，不会分析问题，讲不出道理，没有说服力，这种文章应该逐渐减少”。为了克服片面性，他要求多做分析，分析事物的矛盾，得出中肯的结论。他还告诫一些作者，但自己写文章的时候，不要老是想着“我多么高明”，而要采取和读者处于完全平等地位的态度。你的架子摆的越大，大家越是不理你那一套，你的文章人家就越不爱看。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地办事，对事物有分析，写文章要有说服力，不要靠装腔作势吓人。如今，靠装腔作势已吓不住人了，写作要讲真道理，学会写作真本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