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人们都心知独明，能够“火箭提拔”的“官二代”，无非是有一个好父亲、好母亲或好亲戚而已，他们的权力和影响才是这些“官二代”违规上位的最重要原因。
年轻干部选拔中的这种以权谋私和裙带关系，不过是中国官场腐败的冰山一角而已，但它反映了在干部选拔过程中政府公权力固化、私有化和期权化的现实。出现这种现象，当然不奇怪。从中国历史看，本就是官本位传统深厚的国家，自古以来就存在任人唯亲的情况，很多名门望族，靠着祖上的荫蔽，数代为官。今天尽管执政党并不鼓励官员世袭，但是，在选拔制度存在漏洞，尤其是缺乏对官员权力进行约束和监督的情况下，干部的选拔很难不会变相成为一种家族制，成为公权私授的世袭。
不过，这样一来，官员选拔的规则和公平遭受破坏不讲，也从根本上伤害了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延续千年之久的中国科举制，在保障政权可以不断从平民中吸纳优秀人才，保证制度效率的同时，也给平民留下了上升的渠道，从而保障社会的稳定。这是科举制为什么有生命力的原因所在。然而，现在的官员世袭制，它造成了两个分裂，一是平民或平民的子女要进入官场，成为一定级别的官员很难，要付出比官员子女更多的努力和成本，甚至根本是不可能的；二是对官员队伍来说，也是对那些辛勤工作、踏实干事的干部的不公。当官员的上升通道是依靠裙带关系而不是依靠工作业绩，那么，无疑会毒化整个官场的风气。对执政党而言，权为民所用是其执政合法性所在，当越来越多的“火箭提拔”的“官二代”被曝光，人们就会对执政党的权力性质产生怀疑，从而动摇对执政党的忠诚，从根本上损害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
解决干部年轻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是杜绝“官二代”现象，需要正确理解执政党干部年轻化的方针政策，不能把领导干部的年轻化变成一项不得不执行的硬规定，干部年轻化只能建立在德才基础上。另外，年轻化也不是在年龄问题上一刀切，搞绝对化、片面化、低龄化。这个认识必须厘清。
除此外，更为重要的是从制度和技术两个层面入手，建章立制，完善相关规定。制度层面也就是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打破自上而下封闭式的干部选拔方式，加强干部选拔的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把选拔官员的权力从官员交到人民手中，限制一把手垄断官员选拔的权力，以改变“少数人在少数人中选少数人”的状况。在这里，需要重新检讨“党管干部”原则，改革公务员管理体制，建立起文官制度，将现有的官僚队伍分成政务官和事务官，实行不同的管理。“党管干部”不是直接管每一个干部的任免和任用，而是管干部的规划、交流、政策制定等宏观层面的事情，以及重要领导干部--主要是负责决策事务的领导干部--的任免，从而弱化和虚化组织部门和各级党组织一把手对干部任用的权力。将干部队伍分成政务官和事务官两类，凡经选举和权力机关任免的干部，是为政务官，纳入执政党的管理范围；非选举和权力机关任免的干部，是为事务官，根据岗位的需要，在市场上公开招聘，竞争上岗。
技术层面也就是改进和完善现有的选拔办法，使干部选拔的规则和程序做到科学合理，选拔任用过程公开和透明，强化问责。例如，对突击提拔，不仅要公开拟提拔者的个人信息，还要公布其直系亲属的现任和曾任职务等情况，以利社会监督。取消“破格提拔”这一做法，“破格”本就是对现有规则的破坏，从实际来看，常常沦为干部选拔过程中藏垢纳污的“遮羞布”；何况，从目前来看，破格的必要性大大降低，只要规则公正，真是人才，在正常的选拔中也会脱颖而出。
年轻意味着活力，一支好的年轻的干部队伍，是有利于执政党的事业和社会发展的。但是，它只能来自于公正公开的竞争。
邓聿文为资深媒体人、民革中央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