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通无阻原因何在
令人费解的是，“带病提拔”的贪官在事发以前，往往仕途坦阔、一路“绿灯”。
受访专家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四点：制度执行不到位、利益团体牵涉、“一把手”意志作祟和贪官自身较强的隐蔽性。
杨建顺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涉及官员提拔的相关法律已经比较完善：有《公务员法》、《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党政机关竞争上岗工作暂行规定》、《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检查办法（试行）》、《党政领导干部任职试用期暂行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暂行规定》……
“但关键在于执行。”杨建顺说，“‘带病提拔’现象依然不断曝光，说明具体的地方肯定有实施不到的环节。”
2011年8月，中组部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干部提拔必须过纪律检查关》，开头即称：“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严格按规定程序选拔任用干部，防止干部‘带病提拔’、‘带病上岗’，是中央的一贯要求。”
但林喆认为，现实选任、提拔官员过程中，很难避免利益牵涉。“可以说，利益是这些‘带病’官员能获得提拔的重要原因之一。”她说，“现在有一部分官员‘拉帮结派’，结成某种利益团体。一些上级领导要保证自己亲近的人上来，不管他是否有问题。比如一个领导班子中，三个常委都是我推荐的，以后贯彻我提出的决议就比较方便，这就是一种利益牵扯。”
制度反腐专家任建明认为，官员“带病提拔”之所以屡禁难绝，还因为“党管干部”变成了一种“伯乐相马”式的干部任用制度，“一把手”意志过于明显。
今年5月刚刚“落马”的原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的经历，或许具有某种代表性。
据媒体报道，2006年年初，在发改委副部级干部考核工作中，刘铁男入围但考核结果却是“得分未过线”。对其批评普遍集中于工作作风方面，但在再次考核并未进行的情况下，2006年年底，刘铁男仍被任命为发改委东北办副主任（副部长级）。彼时，东北办的官员听闻，发改委领导给出的理由是：刘铁男已改正了那些缺点。
像刘铁男这种被发现了问题后，依然“升官”的例子不在少数。
林喆表示，有一些领导推荐官员时，喜欢起用能干“大事业”、“敢闯”的“开拓型”干部，对于干部的廉洁情况并不十分在意。甚至有的明知一些干部在廉洁方面有问题，却认为是小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谓“宁要贪官，不要庸吏”。
“当然，还有一部分官员善于伪装，‘演技高超’，贪污腐败行为不被发觉，反而获得提拔。”林喆提示，“这暴露了官员提拔、考核机制的制度性缺陷：提拔干部的程序，很多时候变成了‘走程序’。”
记者看到，一项以“落马”官员为样本的研究报告显示，官员腐败一般9年后东窗事发。据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的研究报告，在55个有明确的腐败时间跨度的样本中，时间跨度为10年以上者近四成（38%）。贪腐跨度时间长，是“带病提拔”官员的一个显著特点。
近日倪发科“落马”，也引发媒体对同在一省内王怀忠、王昭耀、何闽旭三名省部级贪官的关注。媒体梳理发现，安徽省委原副书记王昭耀的受贿史长达15年，从其担任阜阳地委书记的次年，就已开始了。安徽省原副省长何闽旭的贪腐史长达12年，从1994年在杭州家中收受了第一笔贿赂5000元人民币开始，单笔收受数额一路飙至索贿160万元。而这12年，也是何闽旭不断晋升的12年。
以任前公示抵御“长官意志”
“带病提拔”贪官的潘多拉盒子，能关上吗？
提及“带病提拔”现象的根本原因，林喆认为，是提拔官员的公示环节存在问题。“究其根本，是透明度不够，所以发现不了问题。”
“提拔前的公示不够彻底：除了要公示谁提拔到什么职位，还必须点出他的背景，包括家庭背景、推荐人、同他竞争的又有谁、提拔他的理由、过去有什么业绩，等等。但是这些我们都做不到。包括在做民意测试的时候，最后的得票情况都不公布，这是致命缺陷。”她说。
林喆建议，整治“带病提拔”贪官，最重要的一点是“提前发现”那些“有病”的干部，因此，任前监督、考核是关键环节。
“要实现干部管理信息和监督信息的对称化，要把与干部公职有关的一切信息都纳入政府监管范围。”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亦如此建议。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检查办法（试行）》，对下级党委（党组）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时，应当定期进行集中检查，必要时进行抽查。
林喆介绍，对官员考核比较有效的制度有两项，一是财产申报制度，二是年终考核制度。“在公示后，任何明显高于应有收入数额的财产都会引发猜疑，任何明显瞒报或虚报收入的申报资料都有可能遭到知情人的举报。在阳光下，权力的运行过程没有暗箱和阴影，隐瞒和虚报没有立足之地，这也是令腐败分子最感害怕的环节。”但她提示，若缺乏审核环节和公示环节，无论申报还是考核，其真实性和准确性都难以保证，两项制度就容易沦为“一纸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