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问红监会
Q1
为什么不重查“郭美美事件”？
委员金锦萍：我们讨论认为，我们并没有法律授权的调查权，只有建议红会协调国家相关部门进行调查的权利。如果重启调查，首先需要有国家公权力部门介入，其次需要比前次调查更新的证据。
委员袁岳：当初是红会报警，警方调查，红会也没有传唤当事人调查的权力。我们如果又去报警，警方也会说已经调查过了，需要新的证据。所以欢迎社会提供新的证据。我也觉得“郭美美事件”弄得不是很清楚，但是重新调查需要新证据。
Q2
没有调查权，红监会能干什么？
委员金锦萍：目前的红十字会法在监督问题上的规定严重不足，在治理结构、财产规则、财产标志使用、信息公开等方面都没有规范，红会和政府的关系、总会和分会的关系都没有理顺。如果没有明确的立法保护，我们怎么能行使监督的权力和职责？
委员杨团：我们不是监事会，没有得到会员代表大会对监事会的类似授权去监督理事会，顶多只有建议权。我们现在的权限仅仅是执委会下设的一个委员会，而执委会是理事会的一个执行机构，这决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是搭建平台。
Q3
红监会的独立性有资金保障吗？
委员黄伟民：红监会是受红会邀请做监督，尽管委员本身不获取报酬，但红监会工作必要的运营费用由红会承担。
委员袁岳：我理解的红监会的独立，不是大家理解上的独立。首先它不是独立法人，也没有独立运行的费用，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机构，是在红会邀请下相对独立的机构。相对独立表现在我们不靠红会吃饭，如果红会让干的事我们认为不应该，可以甩挑子。但这有机制缺陷，如果有一笔公众基金是独立募集的，那么这个资金的保障，会对我们的独立性更有帮助。
Q4
红会出了问题，谁来监督？
委员袁岳：红会只是一个法人，公众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监督它，向警方要求立案，但这也需要提出证据。像“郭美美事件”，如果有人有新的证据提供给我们，红监会可以要求红会重启调查。
委员杨团：红会是以行政方式管理的。如果改革，将是整个社会组织改革的一部分和突破口。我们认为，要让红会得到监督，红会应该设立监事会，由会员代表大会赋权来监督理事会，下次开会是在明年10月，所以我们是在改革的过程中。
专家点评
徐永光：我不认为红监会能做多大事
昨天，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中国基金会中心网理事长徐永光认为，基金会背后的监委会是一种积极的探索。“（监委会）它不是法定的，也不是章程定的，要说它有调查的权力，谁给它这个权力？是代表政府还是代表什么机构，谁会接受你的调查？应该说它去调查，不具备调查的资格。”徐永光说。
“现在和原来想象的监委会的作用，离人们的期望有一定的距离。我觉得还是给监委会一个探索的机会吧，毕竟红会的改革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徐永光坦言，他不认为这个监委会就能做多大的事情。
“就‘郭美美事件’，如果有新的证据，监委会会敦促红会做新的调查，如没有新的东西，那么原来已经调查过了，已经得出结论，郭美美跟红会没有直接的关系，也没有用红会的资金。那么如今已经得出调查结论，没有必要再查。”徐永光说。
观察
百般“纠结”的红监会委员们
昨天的红监会记者会，俨然成了委员们的吐槽会，面对媒体咄咄逼人的询问，对于自己服务的组织和自己的身份，红监会委员们各种“纠结”。
委员杨团
红监会到底是个什么组织？
“因为对红会比较熟，才被邀请成为红监会委员。坦率说，（受邀）也是有纠结的。纠结在于：红监会到底是个什么组织？”委员杨团说。
红监会到底是不是独立“第三方身份”的问题，红监会章程第二条明确写着，“以第三方身份对中国红十字会有关工作进行监督”。
杨团认为，虽然用了“社会监督委员会”的名字，但我们的实质是专业桥梁，是一个建设性平台。
为何红会需要通过第三方来做桥梁沟通，而不能直接面对公众和媒体的关注、质疑？杨团说：“红会不是没有直接的沟通。但是，现在红会的确需要专业人士来帮助，它与媒体沟通的时候，是有难度的。这与红会因为‘郭美美事件’受到重创是有关系的。所以红会需要一些公信力比较好、专业性比较强、来自各方面的人士，帮助它解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