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奥巴马说出了制约政府权力和保障公民安全之间的两难，至于政府方面是否做到了恰当的平衡，评价的权力似乎不应当在操纵者手里。也就是说，即便斯诺登对政府权力扩大和公民隐私遭到侵犯的反抗是违背他和美国政府之间的契约的，即便他对权力的警惕是过敏的，对隐私保护是有洁癖的，他仍然在客观上充当了敲响警钟的批判者角色。国际社会如何评价斯诺登和他的行动，是一件极为微妙的事情。他究竟是反抗强权的公民英雄，还是背信弃义的叛徒？这取决于人们心目中的天平-----程序与正义、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如何倾斜。
其实，给斯诺登贴上什么标签并不是最重要的，世界各国的公民有比这更迫切的诉求需要被正视：在当下这个风险社会，个体的安全感是否越来越依赖于国家机器的强力保障，如果是这样，那么，公民如何确保自己由于日益依赖于权力的庇护而让渡的隐私权不受严重侵犯（奥巴马表示目前带来的影响是“对隐私的轻度侵犯”）？还有，谁来界定究竟是轻度侵犯还是重度侵犯？如果公民对轻度侵犯也感到不安呢？如果社会成员对是否基于安全的需要而让渡隐私权并未达成共识呢？再有，如果恐怖主义的蔓延是全球化的，那么，反恐是否也是跨越国界的，如何协调一种恰当的国际秩序来应对世界公民的安全需要？
这一系列问题，恐怕将会借助斯诺登案例使得“全球正义”再度成为学者们和政治家们争论的焦点。世界主义代表博格就曾经提出，只有通过改变全球制度规则，才能实现全球正义。共同体主义派内格尔的思想比较复杂，他认为可以通过不正义不合法的暂时性策略走向正义的社会：“全球正义最可能的路径是通过建立不正义和不合法的全球权力结构实现，那些结构容忍当前最强大国家的利益。只有以那种方式，为了更民主的目的，才能产生值得采纳的制度；也只有以那种方式，才会有某些具体的东西使合法性要求继续起作用。”他认为，“正义的全球范围将只有先通过增加世界的非正义来扩大，引入有效的但不合法的制度，正义的标准适用于这些制度，借助于那些标准我们可以最终改变那些制度。这也许是历史的可爱之处”。
“有效的但不合法的”，这样的措辞也许可能为斯诺登的违背契约和保密协议提供了道义上的辩护。而斯诺登选择中国的香港，也许正是基于对“全球正义”的迷信。需要审慎观望的是，这些偶发的或许史无前例的案例，将会给中美两国政府带来怎样的冲击和改变？如果维护公民安全的责任日益全球化，与此同时，公民对隐私权遭到侵犯的忧虑也同样日益全球化，那么，中国扮演怎样的角色，就成为了值得期待的事情：中国政府如何重新认识自己在世界格局当中被日益赋予的国际化角色？如何考量国家内政与全球正义的政治道德及其可能的张力？
当然，对公民来说，你恐怕也有必要在遭受如同厦门公交车爆炸案那样的无妄之灾和让渡部分隐私之间交出自己的道德选项。未来很长时期内，关于国家权力与个体权益之间如何平衡，关于国家利益与全球正义之间如何协调的问题，将是我们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新课题，斯诺登只不过撕开了一道口子，以非常规的方式，向世界展示了这一议题新的面向和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