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合程序的，是否就一定是正义的？
泄露美国监视项目最高机密信息的爱德华?斯诺登(EdwardSnowden)近日的行动，强烈地冲击了“程序决定正义”的政治道德。斯诺登对美国政府以维护公民安全的名义收集数以百万计美国人电话记录和恐怖主义嫌犯互联网通信信息的权力感到不安。斯诺登在接受《南华早报》采访时表示：“我想让香港法庭和民众决定我的命运。”
“我有许多机会离开香港，但我宁愿呆在这里，在法庭上与美国政府斗争，因为我对香港的法治有信心。”
《南华早报》头版的最新专访中，斯诺登更是爆料称美国政府已入侵中国大陆与香港特区的网络多年。他向媒体公布证据，表示美国政府网络入侵中国网络至少有四年时间，美国政府黑客攻击的目标达到上百个，其中还包括学校。
斯诺登此举给两国首脑刚刚“甜蜜”会面的中美关系出难题。斯诺登表示他的举动“不是要逃脱正义，而是要揭发罪恶”，但他却已陷入罪恶与正义的囚徒困境当中：背叛他与美国政府之间的保密协议，对获得授权的政府权力日益扩张感到愤愤不平。“背叛”成为了通向他认为正义的行动的必经之路。
根据现实的法律系统，斯诺登恐怕难以逃脱美国司法部门的控罪，而鉴于香港与美国签订的引渡协议，斯诺登恐怕也难以如愿以偿地获得他期待的“庇护”和“全球正义”。但理论上，斯诺登对美国政府的发难提出了一个问题：谁来监督“监督者”？当公民对地方正义表示不服从和质疑时，谁是全球正义的裁判？
这涉及共同体主义和世界主义的争论。共同体主义更相信，政治道德的根源在于共同体的存在，共同体主义不期待世界主义的普遍道德为共同体内部的成员提供道义的外援。而世界主义则相信一个更为普遍的政治道德的存在——地方正义之外，全球正义更符合人类道义上的福祉。如果承认共同体正义的价值，那么，斯诺登的行为背叛了他对共同体的承诺，与他达成协议的共同体有理由宣告他的背叛是不正义的，但看起来不幸的是，斯诺登似乎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他相信全球范围内，总会存在同情他的普遍道德和全球正义。
这似乎只能从“9?11”恐怖袭击给美国公民乃至全世界带来的巨大不安全感说起。基于防范恐怖主义袭击的需要，“9?11”之后，美国政府获得了一系列强大的监控权力，如恐怖袭击之后立刻获得通过的《爱国者法》(PatriotAct)，就开始赋予了美国政府监听公众电话的广泛权力。
据《华盛顿邮报》和英国《卫报》报道，以反恐的名义，美国允许国家安全局(NationalSecurityAgency)和联邦调查局(FBI)搜集各种数据，这项秘密计划始于乔治?W?布什政府时代，代号为“棱镜”(Prism)，始于2007年。最新曝光的内容则显示，布什时代的许多反恐政策在奥巴马任内是如何得以保留，甚至被加强的。欧洲媒体及美国媒体开始谴责奥巴马政府的全面监控策略做法“令人发指”。对此，奥巴马辩护说，“你不可能在保持百分之百隐私、保持零不便的情况下，获得百分之百的安全。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将不得不作出一些选择。如果你好好看一下具体细节，我想你会发现我们找到了恰当的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