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今天的中国为什么会再次发生意识形态领域的“党争”？近来的“党争”主要是对改革开放前后三十年的不同评估。左派倾向于肯定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而自由派倾向于肯定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左、右派之间的互相否认，导致了两个三十年之间的互相否认。对前后三十年的“党争”进而又导致了对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两个政治人物的“党争”，出现了“拥毛派”、“拥邓派”和与之相对的“反毛派”、“反邓派”。现在，在改革开放前后三十年这个基本面上的“党争”开始迅速向其他所有重大领域扩展，包括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宪政与政治改革、国家权力与执政党合法性、市场经济、私有化、政党制度等等领域。
意识形态领域的这种“党争”，如果从经验的视角来看，毫无意义。人们所处的现实社会既非左派想象的世界，也非右派想象的世界。很简单，出现“党争”仅仅是因为双方都不敢正视历史和现实的产物。无论是左右派所热衷谈论的价值观、信仰体系、概念理论，还是他们所向往的社会，所拥戴的政治人物，在现实生活中都是异常复杂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判断、一个简单的否定或者肯定所能了事的。
当然，对这些简单的道理，左、右派也不是没有认识的。左、右派之间的“党争”背后更有其复杂的因素。这里，既有其社会背景，更有其对现实利益的追求。社会背景主要是中国社会的分化，财富分配的不公，社会正义的缺失。但出现“党争”显然不仅仅是对诸如政治自由、社会正义等价值观、信仰体系的追求。通过表面上的意识形态的“党争”，左、右派实际上追求的是物质利益和政治权力。历史上历次“党争”如此，今天也如此。
意识形态多元化不可免
今天的中国，因为经济和社会利益的多元化，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不可避免，但意识形态领域的原教旨主义化则是必须加以避免的。人们必须对党争的恶果具有深刻的认识。一旦“党争”变得不可遏制，最后谁都会成为牺牲品，而执政党本身也不可置身事外。历史经验表明，一个特定领域的“党争”如果处理不好，就会波及和影响到其他各个领域。在西方多党制，一些领域如同性婚姻、堕胎、环保等不时会出现“党争”，造成社会和政治的高度分化。但因为民主机制的存在，西方的“党争”不至于瘫痪政府。中国的情况不同。尽管现在的“党争”还没有深入到执政党的高层，但一旦波及高层，后果便会不堪设想，搞不好就会瘫痪政府的议程，甚至演变成为权力之争。中共历史上历次路线之争都是意识形态和实际利益、权力交叉作用的结果。
那么，如何在最大程度上避免恶性“党争”的产生呢？中国历史上每每“党争”发生，皇帝便是决定因素。因为皇帝可以超越任何特定的利益，最后对“党争”做一个决断。在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是政治强人来最后解决“党争”问题。无论是王权时代还是强人政治时代，“党争”的解决往往要不依赖于暴力机器的使用，要不依赖于重新把官方认定的意识形态加于社会之上，或者两者同时使用。但是，现在时代不同了，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常人政治时代。很显然，没有人会相信现在使用暴力机器可以消除意识形态层面的“党争”。在这样的情况下，要逃避少数社会群体之间的意识形态上的“党争”，就要从建设新型的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意识形态入手，也就是说，要做“加法”，或者增量改革。而重建意识形态正是今天执政党最薄弱的地方。
那么多年来，执政党本身在意识形态上可以说一直处于哑口无言的状态，没有任何建树。不仅如此，执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已经完全沦落为只会思想控制，而没有能力进行思想生产。现在所谓的“意识形态”至多也就是一些口号的积聚罢了，对此有多少人信呢？不用说在社会群体中了，就连党内能有多少人信呢？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如果没有人信，那么就是说，这个社会处于意识形态的真空下。而任何社会是需要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是凝聚一个社会的软力量。一个缺少宗教信仰的中国社会尤其需要意识形态。传统数千年，意识形态实际上扮演了一种准宗教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