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元首在加州的庄园会晤,强调双方要为两个大国,探索一个“新型”关系的模式,说明双方都感受到现有的关系已不适用于二十一世纪的国际新格局。然则二十世纪的“冷战”关系是什么样的模式,二十一世纪的“新型”模式又会是什么样的呢?这里且就观察所得论述如下。
首先且看二十世纪的“冷战”模式有什么重点?
众所周知,二十世纪的“冷战”首由美国在1946年有了腹稿,当时眼见苏联的势力藉?第二次世界大战延伸到东欧各国后,深怕会进一步伸展到西欧,于是由杜鲁门总统制订了一个“围堵政策”,在苏联的周边,由欧洲到中东、再到远东,建立了军事组织包括欧洲的“北大西洋条约组织”(简称“北约”),中东的“中亚条约组织”(“中约”),远东的“东南亚条约组织”(“东约”)。根据这个军事组织的思维,美国全力伙同所有条约国建立一个与苏联针锋相对的军事对抗,只要苏联想在这些地方有突破口,美方便会立即还击。
彻底摒弃“冷战”思维
因此,所见到的“冷战”关系模式,是建基在军事“围堵”、意识形态“对抗”、经贸全面封杀,美方怕苏联输出“共产主义革命”,苏方怕资本主义颠覆。外交战则在联合国全面交手,所有区域组织也都围绕在“冷战”的需求而开展。这样的“冷战”模式到了苏联政权结束后,东欧政权也一一变天,美俄的对抗也宣告改观,世界也就此走入了“后冷战”的格局。
令美国意想不到的是,苏联政权结束,中国却在共产党继续执政下,藉?“后冷战”的短短不到二十年的和平时间,突飞猛进,将国家的经济迅速冒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还大有势头可在将来的一、二十年间超越美国。
十多二十年来,美国政界、学界、财经界、科技界、军界本能地视中国为威胁,而且惯性地採用了对付苏联那套“冷战”模式对待中国。美国的国会与军方更进行军政全面论述,把中国视为二十一世纪的最大威胁。他们的“冷战”思维方式有其军政结构性的惯性,因为不同于美国总统,他们军人和国会政客的终身职业可连续应对好几个总统,因为总统最多只能连任到八年便要下野,他们在国会山庄和五角大厦却可做一辈子。“冷战”时期延续下来的要员不但未曾退休,反而佔据高位,对于国家安全的问题有很大的发言权。对于一个未熟悉国家安全新上任总统,他们可趁其虚而影响他、左右他。
有一个典型的案例发生在肯尼迪当上总统的头一年,1960年美国空军发现古巴疑有苏联建立导弹基地的工程,于是派军机低飞去探视情况,被击落,美苏关系立刻因此而出现核子战争的临界点。肯尼迪在召开紧急会议中,其军政阁僚主战声浪吵得肯尼迪无法静下来思考如何应对这场一触即发的核子战争,一时之间令他气炸了,即席向这批军政阁僚喝令住嘴,散会。当大家走出会议室时,肯尼迪把其弟弟罗伯.肯尼迪叫住,留下两人冷静讨论,最后决定先向赫鲁晓夫发出警告,而不是“先发制人”把敌人先消灭以自保。美苏因而逃过一劫。
奥巴马也是民主党人,在其面对世界出现了中国崛起的局面,而且在“中国威胁”的思维下也在中国沿海布下了“太多”(现任克里国务卿用词)的军事硬件,再加上日本趁势而起,摆明要在钓鱼岛问题上设一个局让中美开战。美国真的要和中国开战吗?中国当真在威胁美国吗?靠“求变”上台执政的奥氏,想必也想到当年肯氏被军政人员挟持的局面。因此他会想到与习近平会谈,试图探讨开创中美两大国的“新型关系”,也正合乎他“求变”的思维了。
创建“和平发展”格局
然则中美的两国元首要如何为他们所要的“新型关系”找到新的内涵呢?
一个由中国开创出来的“和平发展”后冷战格局,倒也不难给奥巴马的现有军事大布局找到一个下台阶。只要他能坚持放弃“冷战”思维,在现有全球化的格局下,中国所扮演的经贸和工业角色,已然造福不少第三世界的低消费产品,令到低消费能力的穷人也能享受到廉价的生活必需品,甚至连美国的消费者也在受惠之列。至于其他经常被美国提到的金融货币问题、贸赤问题、知识产权问题、自由市场开放问题、人权问题、网络“黑客”问题,等等,只要不是把中国当敌国看待,一切都可迎刃而解。更何况今天的世界已趋向多元化、复杂化,无论安全问题、经贸财金问题、天灾问题、环保问题,都亟需大国之间合作才能解决,对抗则会把问题恶化,所要的“大国新型关系”的模式捨合作与信任,别无其他途径可求矣!
作者:郑赤琰 为香港中文大学前政治系主任、华人学术网络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