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1933年至1934年间用英语写成的《My Country and My People》中就提到中国人的性格是老成温厚、遇事忍耐、消极避世、超脱老猾、和平主义、知足常乐、幽默滑稽和因循守旧，他进而说“我在前面已经指出，中国之患在于有过多的智慧，表现在超脱老猾、避世洁身、和平主义等方面”，“所有的聪明人都是懦夫，因为他们要保护自己不受伤害”，“在欧美大学就读的中国留学生学术上往往高人一筹。我想这并不是由于中国人选拔出国留学生的竞争过程所致”，“以前的科举制是一种智力测验，这一点笔者已经指出”，“由于没有能发展一种科学的方法，由于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独特性，中国在自然科学上是落后的”，“也许中国人智慧的稳定性绝对高于西方许多种族”。在谈及“缺乏科学”时，林语堂这样写道“在中国人的心灵中，科学方法不能得到发展的原因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科学方法除了要求分析性思维之外，总是免不了要有一些枯燥的工作要做。而中国人则用信自己的庸见与洞察力的闪光，推理的方法在应用到人际关系（中国人最感兴趣的东西）时，常常导致一种愚蠢的结论”。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所谓的谜语，实际上正体现了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方式”“科学精神”和“逻辑观念”，反观国人在世界科技史上的作为和贡献，恰恰说明了这一点。人对人的智慧体现得非常充分，正如《百家讲坛》这样的栏目。中央二套的《是真的吗》和中央十套《我爱发明》这样的栏目一直没有很火。
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当在一个孩子面前说“你真聪明”时，这个褒义词，孩子听了很高兴，但当稍微长大一些一直到老态龙钟再这样说，显然是含贬义的。有关太聪明不好的名言警句也非常多，如”聪明反被聪明误“，“机关算尽太聪明”，“聪明难，糊涂更难”等，个中滋味也许国人早已遍尝。部分国人的脑子向来被描述成圆的，也就是说非常容易出现滚动和滑动，方向性不够明确，大抵是因为缺乏信仰所致，总显得“灵活性有余而原则性不足”。但奇怪的是国家的封建社会如此漫长，相关体制却延续和维护得非常之好，这不正体现“原则性”很强吗？这是两个问题，笔者这里不多讲。
笔者认为，传统电视的益智竞技类节目不应再加温了，应该把更多的目光投向如何在网络和移动媒体时代开展更行之有效的教育这一话题了。当今的很多相声小品对于中国人的讽刺已经表明，中国人的聪明已经进入到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怪圈儿，层出不穷已导致见怪不怪，可是却没人站出来振臂高呼，破除怪圈儿，比如今年春晚小品《扶不扶》和以往赵本山的《卖拐》、《卖车》，尤其是前两年姜昆和其他几位相声演员合说的相声《专家指导》里面的养生专家、理财专家、收藏专家和情感专家，以及忽悠了一大半儿中国人的绿豆专家张悟本， 还有各种欺骗和伪善的广播卖药专家们。国人依靠智商制造出的各种低劣的发明和搀兑，以次充好、以假充真已经严重威胁到了这个群体的健康和安全。从国家体制层面来说，“牺牲环境来发展经济”已经被认为是不明智的，“修建三峡工程产生了大量的负面效应”，各种被科学证明是不“实事求是”的“急就章”和“偏执狂”行为，可能一部分来自于长官意志，也有一部分来自于国人本身的劣根性。如果，基于科学精神和真正的“科学发展观”，能够让智商之间在规避情商的前提下自由的碰撞，有理说理，对事不对人，倒也可能会挽回一些事态，不至于发展得如此不可收拾。笔者认为，在中国，媒体过分强调和看中智商实际上是一个“火上浇油”和“避重就轻”的行为，可怕的是如果多数人学会的是用 脑子生活，而不是用心生活，那么我们的幸福感指数肯定会增长缓慢，和谐社会也曙光难期。如果不强调智商而改说强调文化，并且勇于剖析自己的缺点，多揽他山之石，相互比对，正大光明，甚至在信仰的层面上却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寻找到普世价值观的认同，才有可能做出更高上大的文化节目来，否则仅可能是原地打转甚至每况愈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