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式写作：不安于思维的固化
诗人林贤治评价许知远：“10多年来，许知远一直活跃在传媒界，致力于他的‘媒体写作’。实际上，这是一种跨文体写作。在业已形成的写作环境中，这是反规制、反主流的写作，自由的写作，异类的写作。”
2000年，许知远从北大毕业，在网络商业兴起的浪潮中，成为一家网络公司的职员。当时一个月的工资相当于他母亲一年的工资，但一年不到，他就选择了辞职。
“如果当年你没辞职，现在的你会是什么样？”
“早晚得辞，我不能忍受模式化的工作和固化的生活。”
这是他现在的生活方式：两点睡觉，十点起床。时刻拎着一袋书，往来于咖啡馆、杂志社，偶尔结伴去旅行。然而，在看似慵懒的状态中，他仍保持着几乎每年一部新书的高产量。
那正是中国媒体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的时代，他开始为《三联生活周刊》《新周刊》《书城》《21世纪经济报道》撰稿，他成了一名记者，于是他的履历在媒体这条路上越写越丰富：《PC Life》执行主编、中国先生网主编、e龙网内容总监……
跟他的年轻一样，许知远的早期作品体现着对新时代的好奇心以及强烈的求知欲。从《纳斯达克的一代》（2001年）《这一代中国人的意识》《我要成为世界的一部分》（2007年）这些早期作品中，我们看到他对中国乃至时代的宏观叙述，他试图揭露在商业经济的泡沫中社会的虚与实、飞速前进与文化倒退。
“年轻人都喜欢从宏观体系去认识世界，享受操纵文字的快感，尽管有时显得虚张声势。凭着青年的激情，急于对外表达自己，也算一种炫耀和虚荣。不过人不虚荣不会写作。”回顾自己的作品，许知远坦言年少时对写作任性却又雄心勃勃。
随后，他便厌倦了煞有介事地谈论国际形势，不再愿意作西方思想家和英文新闻媒体的传声筒，他要感受更真实、更生动的生活。他走过贾樟柯电影《小武》镜头中，那个中国典型的小县城汾阳，他站在纸醉金迷的澳门赌场，他反思唐山如何思考……当内容完全属于自己，语言也就更随心所欲。许知远更喜欢通过身体力行感知和思考所得的文字。在《中国纪事》《祖国的陌生人》《一个游荡者的世界》中，他渐渐摆脱对前人的思想依赖，用自己的双眼、双脚、头脑来观察、触摸、思考。
在《祖国的陌生人》（2010年）中，他沿着瑷珲—腾冲——这条由胡焕庸教授于1935年绘制的中国地理、文化、人口分界线——探访祖国，他期待用一种更温情的方式报道自己的国家。里面记录了他拜访的一位90岁腾冲老人，张德藩。张德藩37岁那年抛下妻儿参加中国远征军，征战东南亚，后随军到台湾度过了他的大半辈子，直至两岸开放他才回到故土，然而一切却已物是人非。
“他像所有老人一样，喜欢重复，似乎像是生命将逝前，拼命抓住一些确定的东西，或是通过反复诉说曾经的遗憾，来抚平内心长久的不安……他期望有人听他的故事，尽管这个故事早已被岁月弄得残破不全，但那些往事的悲欢在他的腹中停留了太久，甚至彻底被历史遗忘了，他需要把它们倾泻而出，并被别人知晓。”
许知远说自己变得更耐心了，“以前很急躁，急于找结果，急于下判断，越是路过当地的人和故事，越是发现读书是个很粗暴的过程，把一切浓缩在几页纸上，生活原本要复杂和无聊得多。”
知识分子：娱乐泛滥时的坚守
从一开始，许知远就带着问题意识思考和书写。他将自己定位为知识分子。同时身为传媒人，他好学深思，试图用老妪能解的语言将读书所思、访问所得、经验所示总结出一套观察，这就是他10多年来一直在从事的“传媒写作”。尽管这些观察有时候看似庞大宏观，但却在时代背景中能给读者扎实思考和灵感。
他说：“我是一个写作者、一个社会观察者和批评者。我在成长过程中有一套自己认为应该坚持的价值标准，我按着这个方式来理解社会，当我觉得有问题我就批评她，知识分子的传统不就是这样吗？”
当下，知识分子有时成了一个带有嘲讽意味的贬义词。但许知远依旧坚守知识分子的立场：“那是因为在网络舆论空间活跃的人往往跟知识分子没有半点关系，知识分子应该有认知世界的能力，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并且这种价值是超越性的，而不是为眼前利益服务的。”
今年初出版的许知远新书《时代的稻草人》收录了他写于2010年5月的一篇文章《庸众的胜利》，他写道：“对于韩寒的热烈推崇，是整个社会拒绝付出代价的标志。当我们沉浸于只言组词的嘲讽时，一定误以为自己已消解了可恶的权力体制，其实一点没变，嘲讽只是在其上面裹了一层糖衣，对我们进行自我麻醉，还将此视作一次反抗。”
即使是陈丹青和阿城这些他称为“一代最敏锐与智慧的人物”，他也会严格地批评：“他们有智慧和感召力，却没兴趣承担起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更严肃的使命。”同样的质疑，他没放过自己：“你非得让自己像一个公共知识分子那样想问题？你能谈谈自己的国家吗？你能否安静地把一件事讲清楚？”
有人调侃许知远为“精英优越症患者”。
他毫不忌讳地说：“我本来就是精英分子。精英不是傲慢，而是拥有对世界认识的价值取向和标准，社会需要依靠精英分子来推动。我认为我通过写作、办杂志、开书店，表达的所见所闻、所思所言，是为社会带来一种与我个人努力有关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在娱乐泛滥的时代，我觉得我是那个坚守的人。”
他所谓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只言片语或许难以概括。今年5月4日，他作为主编，和许小年、朱学勤等学者共同创办了杂志《东方历史评论》。许知远坚信，我们需要重新恢复一些历史感，重新建立个人历史关系带来的参照系，这个参照系会让一个人变得更丰富、更勇敢。否则，所有思考、困惑和行动就会出现问题。
2011年，《那些忧伤的年轻人》10周年再版中重现了他当年的序言：“这里面充斥着让人痛恨的自以为是，与一个年轻人不知深浅的狂妄。但是，如果你抛弃掉这些表面的不适应，你应该可以看到，这里面充满了海明威初学写作时的认真与坚定。你也应该会依稀看到46年之后的我的样子，那时候的我已经苍老，眼睛应该没有失明，可能也拄着拐杖，可能狂妄之气已经淡去，但是肯定依然严肃与认真，依然坚信伟大的思想和灵魂。”
书如其名，忧伤是它的底色。一个人对世界的认知体系和价值判断或许在二十多岁时已见雏形，当年的文字溢着对文化传统断裂的伤感，这种忧伤我们至今仍能在《时代的稻草人》中嗅到。
有人说，许知远的文字总是伴着伤感的基调，让人感到沉重。
“文学本来就是伤感和失望的产物。你看古希腊的神话是悲剧，《红楼梦》是家族的破裂，都不是喜悦不是欢呼，那是娱乐的本质。忧伤是思考的本质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