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5月26日星期日的下午，一百多个年轻人挤在朝阳大悦城4层的单向街图书馆，他们为沙龙专程赶来。这是单向街成立7年来的第512期沙龙讲座：历史的界限——历史传播的尺度与边界。许知远作为5名嘉宾之一，因临时有事没到场。有人惋惜，“就是奔着许知远的名儿来的”；也有人满意而归，“几个嘉宾讲得不错”。
许知远笑了：“我不是每场沙龙都去的，不过平时有空会去那里坐坐，喝杯咖啡，翻翻书，看看那里的小朋友。”他把在书店里工作的年轻人亲切地称为“小朋友”，而这个书店对他来说是陪他一起成长的“老朋友”。
这个老朋友，是7年前他和吴晓波、于威、覃里雯、张帆等13人一拍即合，每人出5万元入股成立的。书架上的书涉及传记、传媒、历史、文学、建筑、音乐、电影等，许知远说，就是不许卖大众畅销书。来这里的多是年轻男女，他无奈：“现在人一毕业、一工作，似乎就不阅读、不思考了，这是社会早衰的表现。”
单向街因为高品质的书籍、免费的文化沙龙，被很多人称为北京的人文地标、精神相约的公共空间。
单向街图书馆诞生于2006年的元旦，由圆明园东门的一间画廊改造而成。对此，许知远有过一段引人入胜的描述：“直到天花板的书架有30米长，大约需要20分钟，你才能从这头走到那头。如果你赶上阳光明媚的日子，在此过程中，大约十束阳光会暖洋洋、懒洋洋地打到你身上。冬日里晒晒太阳，夏天露天坐在院子里，听莫扎特，喝啤酒，看迷惘一代作家的作品，身边偶尔经过像春天一样的姑娘。”
这一年的阳春三月，许知远筹划了单向街的第一场沙龙：和西川一起读诗。篱笆围成的院落内，是铺满阳光的小石头，核桃树抽出嫩黄的新叶，树荫下摆放着玻璃圆桌和白色长椅，几株翠绿的爬山虎爬上院内书屋。纷至沓来的一百多人，听诗人唐晓渡介绍西川的文风特色，听诗人简宁谈论西川的新作《深浅》，跟着西川一起朗诵诗歌，讨论创作。
那是梦想中的世外桃源，但位置太偏，生意也就冷清。每次沙龙活动，观众和嘉宾都得大老远跑来。2009年，单向街从圆明园搬到蓝色港湾——那座两层的欧式朱红色小楼，有书，有沙龙，有露天的阳台和咖啡，在商业繁华的蓝色港湾中遗世独立，宛如一方文化“静土”。然而又是3年，单向街已无力支撑高额的租金。许知远召集股东，发起“为单向街寻找100个主人”活动，这不是一次悲情的募捐但要寻找更多愿意参与到单向街的人。两个星期，1000多人为单向街筹款20多万。
7年来，3个驻地，2次搬家。但在许知远心里，圆明园那儿是书店离梦想最近的地方。这个梦源于昔日北大文化的标志之一——风入松。
1995年9月，许知远成为北大微电子专业的新生；10月，风入松书店在北大南门安了家。彼时的许知远迷茫而叛逆，风入松立刻成为他精神寄托的天堂。“当时，我就震惊了，世界上有这么美好的地方。”许知远回忆道，“风入松里面书都是开架的，放了很多小桌子，地上铺的是地毯，可以坐在地上看书，比我去的所有图书馆都舒服，我花了很多时间去那里看免费的书，实在不好意思了，就买一本。”风入松的讲座对他后来办书店、办沙龙影响至深：“那些读过的书，那些到来的人，讲过的话，也许没记住什么，但是它提供了一种氛围，一种知识的氛围，一种自由探讨的氛围，一种青春的记忆，它是一个人成长的经历。”
这也是单向街的坚守：通过书籍、谈话、影像、思想，构建起一个公共空间，给读者提供一个相互探讨问题的平台。沙龙活动每周两期，来过的人数不胜数：梁文道、陈丹青、余华、林夕、贾樟柯、田沁鑫、张立宪、王小峰、周云蓬、阎连科、严歌苓、冯唐、赖声川……台湾作家舒国治去年得知单向街要搬家，在书店的留言本上默默留下这样几个字，“好书店，不畏流浪。”
许知远之于单向街，并不仅仅是创办人。他的追求理念是单向街的精神所在：在阅读中寻求文化根源和历史传承，用独立的思考关照现实。它不以盈利为目的，7年来也的确几乎不盈利。
“你会让单向街倒下去吗？”
“不会吧，这里也是我成长的轨迹，我不会让我的老朋友倒下。”
致青春：
大学的期望、渴望与失望
坐在许知远对面，很容易从他迷离的眼神中捕捉到偶尔飘过的孤独。他生于苏北的一个小乡村，父亲是一名对制度有着天生渴望的军人，这和许知远不安于固化生活的追求形成鲜明对比。1983年，随着国家裁军的指令，父亲被分配到铁道部，他们举家迁到北京。那一年，许知远7岁，从一个小山村来到一个大城市，他的不适应更因为6年小学的5次转学，“我要不断适应新的环境，但却很难找到安全感。”日后，许知远的文字总是带着感伤和沉重，或许早年的孤独已埋下伏笔。
许知远曾在风入松寻找灵魂的导师，而今他也试图给年轻人提供一个公共知识空间。因为他清楚年轻人的迷惘，他体会过期望与失望的挣扎。
1995年，他怀着对大学的憧憬告别高中，带着李敖文化英雄般的壮志豪情走进北大。北大，在他高中语文老师孔庆东的描述中，充满着“白衣飘飘”的浪漫诗情，激荡着自由而热烈的青春梦想。然而这些期望，却在现实中被无尽的沮丧和失望包围：周围到处是专研英语四六级的同学，课程除了数学就是物理，他向往已久的大学俨然是“后中学时代”，他在《乏味的大学》中写道：
“功利主义的盛行使得校园日益变得枯燥，物化的需求和各种压力冲淡了学生本来应该‘务虚’的青春。没有理想，不会胡闹，不会浪漫，在这个最应该放肆的年纪，我们的心灵却自觉地禁锢起来。生命力的活跃是大于任何实用知识的掌握的，因为我们是在生活，而不仅仅是生存。”
20岁的许知远说，他的青春正在褪色。他躺在漫长的午后的床上，一本本地阅读《麦田的守望》《动物世界》《李普曼传》……同时放着甲壳虫或者崔健的乐曲，这或许就是他纵情青春的方式。他回忆大学时的自己：“夏日的午后，夕阳照在未名湖边，我散步、发呆，内心有着强烈的失落感却不清楚自己的愿望。”
年轻的充沛让许知远试图突破生活的无聊，他想到办杂志，这不就是北大自五四以来的传统嘛！在他的主持下，身边的文艺青年成了杂志记者，一本名叫《微光》的校园杂志诞生了。“文学、音乐、理想无所不谈，除了微电子。”他们在食堂售卖，3元一本，还赚了钱。他们在杂志中畅谈北大，针砭时弊。后来《微光》被叫停，但它办了1年，出过4期。
大三那年，为了暂时逃避他厌倦的生活方式，许知远选择休学。也是这一年，他开始留长发，开始用文字释放内心的焦虑与挣扎。他在一台自行组装的486电脑上，敲下他对北大的期望与失望，敲下他的雄心勃勃、自怜自艾还有愤愤不平。2001年，这本《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在作家兼出版人野夫的赏识下出版。
青春很重要吗？许知远的回答是否定。“青春充满了浅薄的抒情和残酷的冷漠，年轻人往往以自我为中心，漠视周围的人和事。10多年前我对青春的体验同样是被夸张和强调的，我不愿迷恋青春，我喜欢现在的自己，因为更能理解生活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随着电影《致青春》的上映，追忆青春成了时下的热门话题。许知远说，他拒绝这种对青春虚情假意的意淫，拒绝将青春类型化为激情与梦想。他说：“沉迷于青春是社会弱智化的标志。第一，这是社会的集体放弃，当我们无法改变周围，就借用缅怀和幻想来逃避责任；第二，这也是思考的无能，因为没有能力去面对更复杂的世界，就去追忆那个相对单纯的年代，从而将生命简单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