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12年间，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生的战斗中，简易爆炸装置——通常以路边炸弹的形式出现——成为了敌人使用的标志性武器。因此，爆炸物处理成了军队最需要的专业之一，爆炸物处理部队的部署频率远远高于其他部队。
爆炸物处理技师随地面部队一起行动，他们训练有素，通常要在战火纷飞的条件下拆除爆炸物。敌人也知道，爆炸物处理人员会使他们青睐的武器失效，因此叛乱分子会针对他们实施伏击。
年复一年的战争使爆炸物处理技师及其家人饱受折磨。对这些在空军服役的爆炸物处理技师来说，任务总是接踵而至，而且这些任务总是充满危险和压力，他们知道战友的生命要靠他们来保障。
他们的家人一直都明白，他们深深爱着的人离家去从事的工作是空军部队中意外最多、危险性最高的工作，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工作。
第4次战斗部署期间，爆炸物处理技师鲍 查斯丁（Beau Chastain）中士走入了圈套。在2011年6月6日的一次徒步巡逻中，他负责在阿富汗赫尔曼德省一个非常危险的区域搜索简易爆炸装置。叛乱分子故意在查斯丁跟随行动的英国陆军排前方放置了一个简易爆炸装置，试图将这支部队引入开阔地带。
这个英国陆军排一边向前行进一边探测爆炸装置。在今年1月份的一次采访中，查斯丁回忆道：“我们有点迷失了方向，弄不清身处何方，也弄不清离我们最近的其他部队在哪里，我们本不应该到这个地方来。”
在此等待的叛乱分子从隐蔽处一跃而起，举枪扫射，击伤了几名英国士兵。在查斯丁匍匐前进寻找掩蔽的时候，一发子弹击中了他的左腿，令他难以继续向前爬行。
这发大口径子弹撕掉了查斯丁腿部的一大块肌肉，鲜血喷涌而出。副排长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快步跑过来帮助查斯丁，在查斯丁身下是他自己流出的一大滩血，而且他的血还在不断流出来。
副排长为查斯丁扎上了止血带，阻止血液继续流出，延缓了失血过多而死这一最直接危险的到来。
可怕的电话
不过，这个排仍然处在极端危险之中。敌我双方交火非常激烈，在此情况下，医疗后送直升机难以在此降落，伤员越来越多。
“敌人的火力一直很猛烈，支援人员用电台回复我们说，他们不会把直升机派到这里来，因为他们担心直升机会被敌人击落，”查斯丁说，“这听起来有点戏剧性，但我们必须要杀出重围。”
到达最近的一处掩蔽着陆场还要沿路行进几百米。由于查斯丁无法走路，另外一名参加巡逻的空军爆炸物处理技师史蒂文 多克（Steven Dauck）中士把他拖到了着陆场。“实际上他可能拖着我走了200或300米，想想我们身上还携带着装备，这可真是一个非常消耗体力的壮举……我猜是肾上腺素发挥了作用，”查斯丁说。
在位于堪萨斯州威奇托市的查斯丁家中，早晨4点电话铃响了。他的妻子阿曼达 查斯丁（Amanda Chastain）连忙从床上跳起，跑向电话机，以免铃声吵醒孩子。电话的另一端是她的丈夫。
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阿曼达说，早晨那个时候的电话“从来就不是什么好兆头”，但听到他的声音我就放松了下来，因为这说明他还活着。阿曼达紧张地一笑说，他的第一句话是“没事，别害怕”，“这句话也从来不是什么好兆头”。
他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我被击中了”，并解释说他现在在阿富汗境内的一家医院里。阿曼达说，就在几个小时之前，他刚被人从战场匆忙送到医院，接受了紧急外科手术，由于失血的影响和止痛药的作用，他仍然“有点晕晕乎乎”。
“他努力通过说笑来假装没有什么大事，并说下周就要重返岗位工作了，”阿曼达说，“我不知道他是否完全明白发生了什么。”
在战斗时和被人在阿富汗乡村道路上拖动的过程中，有很多脏东西粘在了查斯丁腿上，所以他的伤口很快就出现了感染。一开始，医生把他的伤口割开并做了清洗，随后几天，医生又做了几次手术，以使他的腿复原。不过，由于他是被送到一家英国野战医院的，所以无法使用美国空军的通告系统。幸运的是，有人给了他一部卫星电话。这是阿曼达以及查斯丁所在的部队获知他在什么地方以及几次手术期间情况如何的唯一途径。
像查斯丁这样受伤严重的空军人员一般会被通过飞机送到德国，而后再被送到美国进行后续照料和康复。实际上，盟国的医生一开始是想让他留在阿富汗，用三个月的时间进行康复，而后再让他返回战场完成任务期最后一个月的工作。
几周之后，查斯丁才得以从阿富汗脱身，并搭乘便机前往德国。他拖着装备走过了几个航站楼才坐上了一架飞往德国拉姆施泰因（Ramstein）空军基地的货运飞机，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是一般士兵和受伤士兵回国的中转站。
“我拄着拐杖，几乎不能走路”，更别说背起装备和行军包了，他说。
由于他身处美国空军通告系统覆盖范围之外，因此没有人来拉姆施泰因的机场接他。最后，有人用车将他送到了机场附近的兰德斯图尔地区医疗中心（Landstuhl Regional Medical Center）。到达医疗中心时，“我的衣服已被血水浸透，制服上留下了一大滩血迹”，他说。据他观察，“空军还不习惯处理像我这样的情况，因此处理起来明显很吃力。”
虽然如此，兰德斯图尔地区医疗中心的医疗小组还是迅速为他清理了伤口，并为他治疗了大约一周时间才让他踏上了回国的最后行程。
在经历多次赴伊拉克和阿富汗部署之后，空军士兵和他们的家人不得不学会面对受伤和死亡。与其他很多与地面作战有关的专业人员一样，爆炸物处理人员人数不多，大部分人员在执勤过程中都很容易失去四肢，甚至丢掉性命。
奇怪的放松感
像查斯丁这样的空军士兵都会认为自己是幸运的。躺着阿富汗一处农田里，“腿上扎好了止血带……我几乎放松了下来，”他说，“爆炸物处理人员专门处理爆炸物，不出问题则以，一出问题就会失去四肢——大部分四肢。”只身中一枪，“我真是太幸运了，”他说。
阿曼达也承认，她对丈夫受伤的消息的第一反应也是松了一口气。她说，爆炸物处理技师的配偶们都知道她们的爱人工作有多危险，“在精神上已经做好了他们一去不回的准备”。今年一月份，“我的一个最好的朋友的丈夫死在了阿富汗，所以我知道这就是现实，”她说。配偶们还完全了解，从事爆炸物处理的空军士兵“常常更容易遭到袭击”，叛乱分子经常设下圈套（如查斯丁他们中的那个圈套），专门用来打击爆炸物处理小组。
“叛乱分子知道他们会前来拆除简易爆炸装置，所以就在那里守株待兔，”她说。
这种生活方式给空军士兵及其家人带来了痛苦，不但有生活上的和身体上的痛苦，还有精神上和感情上的痛苦。
“我认为任何一名爆炸物处理技师在参战后回国时身上都会有问题，”阿曼达说。她解释说，他们至少会有一些难以恢复的心理伤害，尤其是在部署过程中有战友牺牲或自己受伤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很多人都遇到了这种情况）。在参加部署的几个月时间里，他们要对各种潜在威胁保持警惕。回国后，他们要调整自己以适应安全的家庭环境，环绕他们周围的是自己的家人，而不是敌对的叛乱分子。“回家后把紧张的神经放松下来很困难，尤其是在有孩子在家乱跑乱叫的情况下，”阿曼达指出。丈夫在结束前3次战斗部署回家后曾使阿曼达倍感煎熬（她在上高中时就认识他了），但她承认这一次情况变得更糟。他开始做恶梦，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而且性情一态反常，变得急躁易怒。
“我看到他一直在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变得一点都不像原来的自己，”她说。“大嗓门说话或者脾气暴躁完全不是他的性格，”她继续说。“我觉得他感到很沮丧，因为他想控制自己”，但创伤后的精神压力使他难以控制自己。“我觉得这个话题谁都不想去讨论，出现这种情况好像是一件丢脸的事情或者什么似的，不过很多从事与爆炸物处理类似的工作的人都要面对这个现实问题，”她说。
向家庭生活过渡
参战的空军士兵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很普遍，但他们通常不愿去寻求帮助，因为他们担心这会影响他们参加部署，给同伴带来负担。当一名爆炸物处理技师重返战斗岗位受到限制时，“你会觉得你在给弟兄们丢脸……这会给仍在战场上的同伴带来更多压力，”查斯丁说。重返岗位成为了他努力恢复身体的主要动力之一。
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家人也具有了这种心态。“在空军，我们这个行当最需要同伴间的互相支持，”他说。
尽快空军的爆炸物处理技师分散部署在世界各地的小分队里，而且每次一起参加部署的只有两三个人，但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之间还是建立了紧密的联系。查斯丁受伤的时候，阿曼达接到了其他爆炸物处理技师的家属从日本和新墨西哥州打来的电话。“向我询问情况并与我进行了交流”，她说，“在我们这个群体里有一些另一个层面上的无形的东西。”
空军有意识地通过位于拉姆施泰因的部署过渡中心（Deployment Transition Center）来帮助士兵从战斗生活向家庭生活过渡。
在查斯丁回家4个月之后，他所在的部队从阿富汗返回了美国。空军用飞机把查斯丁送回了拉姆施泰因，查斯丁在部署过渡中心汇报了执行任务的情况，并与他所在的部队办理了脱离手续。“他与他所在的部队做一个了结非常好，他们可以了解到他干得不错，”阿曼达评价说，但她还说士兵的家人很难得到帮助。
“我正在呼吁空军给予我们一些帮助，因为我觉得……至少在空军……他们在士兵家人如何与回家的士兵相处方面为这些家人提供的帮助还不够，”她说。
从历史上看，空军学习照顾那些通常在30000英尺高空作战的士兵花了很长时间。然而，空军至今仍然没有充分了解接二连三的部署给士兵家人造成影响。
“这些部署给士兵家人造成了痛苦，我认为空军为我们提供的帮助还不够，他们只是给你一本小册子，上面说这很正常……给你的感觉是里面的内容很空洞，”阿曼达说。
“我并不是说空军没有给予我们任何帮助”，但他们需要为家属提供更深层次、更个性化的支持，以处理她们的爱人重新融入家庭的问题，她坚持说。阿曼达和她的孩子们发现有人在堪萨斯州莱利堡（Fort Riley）附近创办了一个讲习班和日间夏令营，在那里她可以学习“应对技能”并进行开放性讨论。“我觉得陆军在这方面做得事情更多一点，因为他们不得不处理更多这方面的事情，”她说。特别是阿富汗战争平静下来之后，越来越多的空军士兵要回到家中呆更长一段时间，因此“空军可能需要做更多事情”。
从受伤时算起，查斯丁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回到美国。回国后，他接受了几个月的物理治疗，不用拐杖根本无法站立。开始时，他的伤口仍然被线缝合着，还在不断渗血。拆除缝合线的时候“可能是他感觉最疼痛的时候，”阿曼达说。后来，他适应了使用手杖，而后再经过近一年半时间的康复，他再一次通过了空军的身体健康测试。
幸运的一枪
“如果那颗子弹向右偏一英寸，那我整条腿就保不住了，”他说。实际上，他的医生告诉他，日后他在身体健康测试中的得分会比平时的得分低。阿曼达透露，伏击结束后第一架直升机到达时，查斯丁选择了让受伤更严重的战友先走，自己则等待下一架直升机到来。
他在着陆场躺了45分钟，头脑首先想到的就是感恩。“我不想离开空军，”他说。鉴于他很难降低自己的期望值，所以通过身体健康测试使他感到很欣慰。继续做爆炸物处理技师“是我努力要达到的目标之一，”他说。
2012年11月6日（受伤后不到18个月），查斯丁回到了部队，3天后登船部署到了中东地区。从查斯丁6岁的儿子伊桑出生那年开始，这次已经是他第5次参加部署了。
“伊桑只知道这么多，”阿曼达说。对这个家庭来说，查斯丁上次回来（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那段日子是最难受的。尽管他们的儿子和上初中的女儿一直表现得不错，但阿曼达不知道他们还能坚持多久。她解释说，查斯丁已经离家参加部署3个月了，在此期间，伊桑“的日子并不好过”，他害怕自己的爸爸一去不回。
阿曼达承认，如果丈夫这次是返回阿富汗，她会被“吓坏”，但这次部署仍让她很纠结。
“我甚至感到有点内疚，因为从一方面说，他走后，我就无需再小心翼翼地”使他避免灰心丧气了。但同时，“我又想让他留在家里，”她说。“我知道，他回去后情况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所以我有点紧张，”她说，“不管有多难，我们都会挺过来……感谢上天让他到现在仍安然无恙。” 知远/刘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