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鹏：美国经济在西方金融危机中涅槃重生，率先复苏，充分显示其经济基础深厚，回旋空间较大，可用资源和手段较丰富。这一点不容低估。随着经济回暖，美国对外战略的底气更足，运筹能力相应增大。比如目前美国大力打造推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几乎是以我为主的大战略谋划，带有很强的进取性；比如在乌克兰、中东问题上，美国自恃能源、资源自给，表现出更多的自信。但总体看，奥巴马政府任期内对外战略再度扩张的可能性不大，但2016年大选后，美国战略重新从收缩走向扩张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丁刚：约瑟夫·奈说过，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是会受到软实力影响的。还有一点他没说，就是现行的国际“规章制度”同样也是受软实力影响的。在这个方面，美国没有收缩。比如，美国在力推TPP谈判，试图主导新的全球贸易规则。再如，美国每年发行600多部影片，影响有多大？即使是在受美国制裁的缅甸，电影院里照样放的是美国片子。
近年来，奥巴马政府在运用巧实力方面还是取得了一些成效的，至少减少了美国付出的成本。两年前在利比亚，美国出钱出武器，北约盟国、利比亚邻国和利比亚反对派出力，最终推翻了卡扎菲政权。战后一算账，只花了美国纳税人10多亿美元，而且没死一个人。而伊拉克战争则花费了超过1万多亿美元。这一次在克里米亚问题上，美国和西方国家采取金融制裁的手法，也属于软硬实力的一种综合运用。尽管目前第一步的制裁只是针对一些俄罗斯高官，但其目的主要还是要对与俄罗斯有商业和金融来往的企业、银行产生一定的威慑力，维护西方主导世界秩序的权威性。但其效果如何，仍有待观察。
经济增速加快会有利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扩张性，但更为重要的因素是，页岩气已成为美国一种日益重要的天然气资源，美国对进口能源的依赖在减轻。奥巴马在任期间最重要的执政要务之一就是推动“能源独立”的实现。前国务卿希拉里在美国21世纪能源外交的报告中说，“能源贯穿着整个美国外交政策，事关国家安全和全球稳定，是全球经济的命脉，也是一个民主和人权问题”。随着美国外交逐步摆脱能源安全的束缚，推行力度和侧重点都会与以往有所不同。美国与一些主要产油国的关系也会发生变化。比如，去年头7个月，美国从拉美的石油进口比上一年同期减少了14.2%。巴西石油出口到美国的金额从2011年的87亿美元降至2013年的34亿美元，美国对拉美外交政策可能会因此而变动。总体上看，美国外交政策的扩张性因此会更强，尤其是针对贸易规则建立之类的全球性问题的谈判立场会更强硬。
莱昂纳多·瓦伦特：毫无疑问，美国目前仍然是全球巧实力最强，并且最有能力发展和打造巧实力的国家，在未来很多年内，这个趋势仍会延续。经济复苏会让美国在外交领域更积极、更活跃。
后霸权时代
几乎所有大国都在对内进行深层次体制性变革、对外开拓于己有利的战略空间，并在努力纵横捭阖谋求构建有利于自身长远发展的国际新秩序；新兴市场国家正在积极参与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进入决策层面，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加强协调，建立机制，巩固已取得的地位
约瑟夫·奈：最卓越的实力不一定要在所有边界巡逻，在所有地方凸显其力量。作为研发、高等教育和创业活动的领先者，和古罗马不同，美国并不处于绝对衰落的情况。我们并不生活在“后美国世界”，但也不再生活在20世纪末的“美国时代”。在未来几十年，美国将是“首要”的，却不是“唯一”的。这是因为其他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的实力正在增长，也是因为在越来越多问题上，要取得美国所中意的结果，将日益需要与其他行动者共同运用实力。美国领导人维持同盟、建立网络的能力，将是美国硬、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方面。美国实力在21世纪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中国，还有“其他国家的崛起”。
袁鹏：环顾全球可以发现，几乎所有大国都在对内进行深层次体制性变革、对外开拓于己有利的战略空间，并在努力纵横捭阖谋求构建有利于自身长远发展的国际新秩序。中国已经拉开了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帷幕，但不要以为只有我们在改革，还应更加增强紧迫感。中国改革开放是以积极融入既有国际体系的姿态展开的，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现在，我们的实力地位、国际身份、面临的内外环境已经大不一样，已不是融入体系的问题，而是如何同各国共同修复、构建更合理的国际新体系。在这项工作中，中国必须更加奋发有为。中国倡导“命运共同体”意识和“共赢”思想，正是希望以积极、包容、合作的姿态与各国一道建构符合共同利益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莱昂纳多·瓦伦特：新兴市场国家正在积极参与建立新的国际秩序，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我们面临的挑战是，需要更清晰更准确地定位——新兴市场国家、美国、欧洲等不同的力量，在这个新秩序中扮演什么角色，居于什么地位。
丁刚：后霸权时代，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新兴市场国家参与国际秩序的调整与改革，不是说要把原有的体系摧毁，有很多工作是要在原有的基础上展开的，这就需要磨合。一是新兴市场国家发言权多了，责任也更大了，需要更多地担负起一些责任，同时也要学会更灵活地运用自己不断争取到的权利，创造更有利于互利共赢的机会。二是新兴市场国家要加强协调。新兴市场国家刚刚进入决策层面，单独一两个国家仍然势单力薄，加之相互之间还存有一些利益分歧，所以更需要加强政策和立场协调，逐步建立起一些固化的机制，比如像金砖国家储备银行，来巩固新兴市场国家已经获得的地位。（本报记者李博雅、廖政军、陈尚文、李宁、颜欢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