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网军事讯 2013年，许多亚洲国家都设立了自己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金融时报》对此发表私人组织“亚洲智库”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新美国安全中心董事会成员科特·坎贝尔文章指出，这些国安会在进一步加剧亚洲紧张的同时，也为亚洲各国提供了更强的应对紧张的能力。坎贝尔曾在2009年至2013年担任美国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全文如下：
最近一段日子以来，中国与日本这两个国家可以说没有什么共同点。但在一段时期内，中、日两国似乎又有了一些相似之处：北京与东京都在构建自己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日本称国家安全保障会议）这一新的制度化机构，并欲以此来协调本国的外交政策与国家安全事务。这是为什么？
日本决定要设立一个职责明确，有法律保障的国安会可谓由来已久。日本在过去就对此进行了一些尝试，但最近的一次动作却比之前的都要更具份量与战略意义。
在中国方面，刚刚结束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同样计划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以此来协助中共领导班子的工作，并加强中国外交与国防部门的日常责任。据中国外交官员的解释，中共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需要作出许多决定，工作量十分繁重，而且，中共领导中央也亟需拥有更好的工作协调，其中包括提供危机应对方案以及应对像海洋争端这样形势快速发展的事件。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需要对本国的外交政策与国家安全事务作出许多重要决定，而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都分别加强了中、日两国的决心——将外交政策与国家安全事务进行统合协调（澳大利亚也已采取措施要在首相办公室中设立一个类似国安会但规模略小的协调性机构，韩国亦在青瓦台内设立了功能类似的机构）。
当前，整个亚洲都有一种越发强大的趋势，即在总统或部长办公室内设立协调与决策的机构，以此来更好地应对亚洲快速变化的安全环境。其中的原因可谓多样而复杂。权威与决策更加集中于国家领袖以及他们最为信任的官员身上——这也反映了对24小时不间断的信息滚动提出了严苛的要求与期望——对于制定有效的政策而言，快速反应正变得越发关键。在过去的日子中，很多国家在对危机作出反应之前都要等上数天或者数周的时间，同时还不希望遭到媒体的批评与诟病。而及时迅速的反应则利好颇多，集中式的协调至少在理论上为进行快速有效反应创造了潜在的可能。
之后就是政治信任的问题。当前，亚洲的民族主义问题正变得越来越严重，与此同时，一个国家的外交表现与其国内的政治支持之间的联系也变得愈发紧密。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在海洋安全问题上造成重大事故或失误，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承受得起越发猖狂的间谍丑闻。另外，就国家的决策层而言，将决策权从有时难以理解——且常常难以信任的——机构或者部门中收回，也是一种不小的诱惑。决策层在许多外交与国防的政治问题上，可能都不可避免地要谨慎小心。另外，在一些政府部门中，许多人在被雇佣的时候，组织都不知道他们存有何种政治偏见以及有什么样的盟友——在危机时刻这些都会成为无法预料的因素。领导人们至少想要能够在一个职责更加明确与集中的环境里，同他们的最为信任的心腹们探讨种种复杂的问题。
而国家安全委员会则可以让领导人们与他们最为信任的幕僚们聚在一起商议他们的决定，而这些决定可能会在国内或者国际上引发重大分歧。同时这也是中央行政机关对于其它政府部门的一种自然的官僚政治的反应。
另外，促使亚洲国家建立国安会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美国。据1947年国家安全保障法，美国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但在肯尼迪政府执政以前，美国国安会并没有起到什么重大的作用。但是，近几年来，在共和党与民主党总统的领导下，美国国安会已经承担了更为重大的责任，它不仅为美国外交政策制定更大的框架，还亲自参与到执行之中。
在最近几年中，美国国安会最为引人注目的表现就是管控后“9 11”时期的反恐行动，以及在伊拉克与阿富汗发生的冲突。而亚洲的政府们在观察了美国国安会崛起的力量与影响力之后，唯一合理的举动就是他们也要建立这样一种有效的机构来与白宫直接对接，而不是通过有时可谓繁文缛节的外交部门来进行沟通。所以，美国模式以及与美国国安会进行有效沟通的需要促使了亚洲国家也纷纷设立了类似的机构。
总而言之，这些趋势现在可能在区域中已经具有了决定性的影响，而进一步集中外交与国家安全事务的政策制定权也将可能会延伸到亚洲的各个角落。现在的问题是，这些新兴的机构是否会成为危机亚洲和平的先导？或者说它们能更加顺利地解决无法回避的挑战以及减少误解的几率？亦或者，更有可能的结果是，在进一步加剧紧张的同时，也令亚洲各国获得了更强的应对紧张的能力。据中评社（孙仪威编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