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柏林，默克尔与奥巴马握手时一脸惊恐
斯诺登事件犹如一串连环定时炸弹，不断造成新“破坏”。近日，又曝出了美国国家安全局（NSA）新的机密文件。该文件显示，美国情报机构长期监听外国元首的通信。该文件还列出了被监听的35名外国元首的名单，其中包括不少美国的盟国，如德国、法国等。
德国媒体报道称，早在10年前默克尔尚未就任总理时，就已经成为美国情报机关窃听的目标。当时，美国认为她有潜力成为德国未来的领导人。这份文件公开之后，引发轩然大波。作为窃听事件的受害人，德国总理默克尔自然不会善罢甘休，她不仅公开谴责，更直接致电奥巴马要求解释。在欧盟会议上，默克尔呼吁推动立法，禁止美国及其他国家对欧盟地区的间谍行为。她声称美国要想重新赢得欧洲盟国的信任，就必须以实际行动来弥合窃听事件造成的外交裂痕。
人们不禁要问，美国为什么要窃听自己的盟国?窃听获得的资料到底作何用途?美国情报机关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窃听盟友由来已久
尽管中外均有“君子不读他人私信”的道德观念，然而情报机关却从来不会这么想。
他们关心一切能够获得的信息，无论是来自敌人的还是盟友的。在情报人员的眼中，情报从来只有“能够得到”和“不能够得到”，而没有“应该得到”和“不应该得到”的道德约束。毫无疑问，对于一个大国而言，如果能够获得犹如上帝一样的眼睛和耳朵，无疑证明了自己对世界的控制能力。
尽管敌我之间的情报斗争残酷异常，盟友之间也同样存在暗战。只不过，这些都被外交上的亲近以及特殊的政治利益所掩盖。一旦被揭露，就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双方的关系也会受到严重影响。
早在二战时期，苏联特工的注意力就不仅仅限于轴心国。二战后期的雅尔塔会议中，斯大林在谈判桌上占尽先机，背后正是情报人员努力工作的成果。在罗斯福总统下榻的住所，苏联情报人员安装了多个精密的窃听装置。丘吉尔的住处自然也不能幸免。此外，苏联情报人员还在英美代表团成员经常散步或者闲坐的花园中放置了窃听装置，英美的安全人员却没有丝毫察觉。这使斯大林了解到罗斯福和丘吉尔在谈判中的底线，以及两人所达成的协议。
早在二战还未结束时，英国军情五处就曾在法国领导人戴高乐的住所安装窃听器。战后，戴高乐决定与中国建交前，美国中情局（CIA）已经获得了相关的信息。近年解密的文件表明，在中法建交前后，CIA曾经撰写多份报告（内容包括对现状的陈述以及对未来趋势的分析）。分析结果基本符合后来的发展情况，能做到这一点，显然归功于有效的情报支持。戴高乐后来退出北约组织，奉行独立自主的国防政策，曾将北约驻巴黎机构驱逐出境。其中一条理由就是北约曾从事针对法国的间谍活动。
事实上，美国后来针对盟友的情报活动，已经不仅限于获得信息，还曾广泛参与对不合作盟友的颠覆，或直接削弱其国防力量。著名的台湾“张宪义叛逃事件”，就是其中的典型。在获知大陆拥有核武器之后，台湾加快了核武器研制计划。然而，台湾核武器计划中的一位关键人物——核能物理学家张宪义在美国留学期间就已被CIA发展为线人。1988年，借前往美国度假的机会，张宪义举家叛逃，并以夹带的机密文件证明了台湾的核武器计划。美国随后迅速出动驻台特工，查封了台湾研制核武器的设备和物资。这导致台湾彻底失去了研发核武器的能力。
美国也同样是盟友情报机构关心的对象。
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亲密的盟友，每年获得美国大量的军事援助。然而，以色列情报机关却从未放弃对美国的渗透。2010年10月19日，因企图向以色列情报人员传递情报，曾为美国国防部和航空航天局等机构工作的一名美国科学家被捕。
这只是以色列对美国庞大的情报作业的冰山一角。2004年，美国国防情报局高层劳伦斯·富兰克林，就被媒体曝出与以色列情报机关摩萨德有染。根据报道，此人系以色列情报机关潜伏在美国情报界的高级“鼹鼠”。只是由于美以的特殊关系，这次“鼹鼠”事件最终不了了之。
此前一年，鉴于以色列在美国的情报活动过于猖獗，美国反间谍机构高调宣布破获了以色列情报网络，并且将120名被怀疑从事间谍工作的以色列人驱逐出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