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央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古田会议就是朱毛之争的成果
1929年8月26日，陈毅抵达上海，在上海住了两个月， 陈毅和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李立三等讨论红四军的问题，并如实地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了红四军的现状和朱、毛间的争论，为了化解朱、毛间的矛盾，一开始，陈毅就明确地主张，毛泽东应该离开红四军，朱德就不要离开了。陈毅还向中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就是自己不适合担任前委书记一职，并请中央派人去红四军。但经过比较、分析后， 最终陈毅彻底改变了自己的想法，陈毅把在上海的两个月， 称之为上了“两个月的训练班”。在中共政治局集体讨论中，大部分人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思想。周恩来特别肯定了毛泽东的“大权要集中在前委。前委要通过军部指挥军事工作，通过政治部，指挥政治工作。”及“红军不仅要打仗，而且还要成为党的一支强大的宣传队、群众工作队”的作法。虽然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期间，人事关系紧张了点，但大政方针是对的，而且创造了许多创建根据地的宝贵经验。通过讨论， 陈毅也为自己担任前委书记期间，搞极端民主化，放任下面自由讨论，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损害了朱、毛二人在红四军中的威信而不安。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讨论到红四军的组织问题时， 李立三曾经问陈毅，你觉得毛泽东如何？当时，陈毅不假思索地说，在红四军中个个都怕他，我认为他干前委书记最合适。周恩来也认为，一个党一个军队都需要有一个核心人物，在红四军中，毛泽东就是最好的人选。陈毅当场表示， 我一回去就请毛泽东复职，继续担任前委书记，这件事因我而起，我要亲自处理。 随后，陈毅起草了《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这封指示信周恩来一个字也没有改动。9月28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这封信，因签发这封信的时间是1929年9月28日，所以历史上又被称为“九月来信”。
1929年10月1日，陈毅带着中央“九月来信”登上赴香港的轮船，离开上海，启程回闽西革命根据地，经过20天昼夜兼程，10月21日到达广东的东江，并在梅县东源与朱德见了面。10月22日晚，陈毅以前委书记的身份主持召开了前委会议，会上陈毅传达了中央的指示精神，及中央对自己和朱德的批评。陈毅还对出席会议的人员说，我们都要把毛泽东请回来，并向他承认错误。朱德听后，立即表示同意。当陈毅听说，毛泽东不打倒“陈毅主义”他不回来时，陈毅也颇感震惊，但随后陈毅就补充说，他这次回来，就是要和大家一起打倒这个“陈毅主义”的。
10月23日，陈毅派专人把中央的“九月来信”送给在蛟洋的毛泽东，并附自己的一封信，信中促请毛泽东回前委工作，信中说“七大没有开好，我犯了错误。中央认为你的领导是正确的。四军同志盼你早日归队，就任前委书记。这是中央的意思，也是我和玉阶（朱德）以及前委的希冀。”陈毅坦诚地承认了自己的鲁莽和过失，随后陈毅又两次用快马给毛泽东送信，请他回来。毛泽东连收陈毅的三封信，他理解陈毅的真诚用心，最后回信表示可以回到红四军前委工作。
11月26日，毛泽东回到长汀，见到朱德、陈毅后，陈毅、朱德当面向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也承认自己说了一些伤害朱德、陈毅感情的话，并请朱德、陈毅多多包涵，三位领导人的手再次紧紧握在了一起。
1929年11月28日，红四军前委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朱德、陈毅出席这次会议，会议气氛融洽而热烈，会上还通过三项决议：一、召集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二、用各种方法建立红四军的政治领导；三、纠正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扫除红军内部的封建残余制度（废止肉刑、禁止枪毙逃兵等）。会后，陈毅决心纠正自己的错误，并随军协助毛泽东对部队作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
1929年12月28日，在福建上杭古田的廖氏宗祠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著名的古田会议，会议由陈毅主持。陈毅首先传达了中央的“九月来信”，并对来信作了详细的解释和说明，随后，毛泽东、朱德分别作了政治报告和军事报告。到会代表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经过讨论后，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古田会议决议》是在中央“九月来信”的指导下联系红四军的实际形成的，与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一致。古田会议还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李任予、黄益善、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宋裕和、田桂祥为前委委员，杨岳彬、熊寿祺、李长寿为候补委员，毛泽东再度当选前委书记。
朱毛会师后，军人出身的朱德及朱德率领的参加过南昌起义的正规部队，与一介书生的毛泽东及毛泽东率领的参加过秋收起义的农民军，二者之间在融合的过程中，在许多问题上出现分歧是必然的，但最终通过争论，化解了矛盾，为红四军的发展与壮大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可以说，古田会议就是朱毛之争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