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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污蔑中共:革命成功必实行专制统治

  张国焘投靠国民党之后,蒋介石对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蒋介石曾派陈立夫同张国焘谈话,问他愿意做些什么工作-张国焘表示希望由他出面创办一种定期的民办刊物,从思想理论上揭发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唤醒一般青年人的幻觉,使其迷途知返。

  在重庆期间,张国焘还通过同乡甘家馨的关系,认识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经朱家骅推荐,张国焘被聘为“对共斗争设计委员会”的中将设计委员兼主任秘书。张国焘无功受封,引起特务们的嫉妒和不满。张国焘在这里仍是没有太多的事可干,他曾无可奈何地感叹:我“无计可设,无公可办,每日去坐一二小时,颇感无聊”。

  有一次,朱家骅要张国焘转交给此时挣扎于贫病交加之中的陈独秀一张5000元的支票。对于这笔在当时是数目相当可观的款子,陈独秀拒绝接受,托人退还给了张国焘。对此,张国焘也无可奈何。

  张国焘越来越没有多大用处了。1940年底,蒋介石安排张国焘任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共中央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多次指示在重庆的周恩来提出交涉,要求取消张国焘的参政员资格,否则,中共参政员将不出席会议;如国民党方面尚愿顾全国共合作,“可令张国焘自动撤销参政员”。12月7日,周恩来致函张冲,要他代向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声明,中共不同意张国焘和叶青出席国民参政会,并将意见转达蒋介石。由于蒋介石的坚持,1941年3月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开会时,张国焘仍被安排参加会议,当了参政员。后来,张国焘又连续担任了第三、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由于他是中共的叛徒,为一些参政员所不齿。遇有共产党的参政员,他总是躲避一边。因此,他在参政会里也没有什么作用,“无政可参”。

  1945年5月,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国焘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8月,在日本投降前夕,蒋介石召见张国焘,让他草拟一个管理全国粮食和一般物价的方案。张国焘到处搜集材料,连熬几夜,写出一份洋洋万言的方案。送给蒋介石后,就没有下文了。

  戴笠乘坐的飞机机毁人亡张国焘另谋出路

  1946年3月,戴笠乘坐的飞机撞在南京附近的江宁县板桥镇戴山,机毁人亡,军统也准备改组裁员。不久,军统改为国防部保密局,张国焘也趁机另谋出路。他通过同乡、时任国民党中央设计局局长的熊式辉,向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蒋廷黻推荐,当上了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和江西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

  张国焘一上任,就受到了江西省主席王陵基的排挤。原来,当年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入川时,曾与田颂尧、王陵基交战川北。田、王损失惨重,大败而逃。王陵基因此被刘湘撤职,拘禁数月。如今,张国焘虽然脱离了共产党,但王陵基旧恨难消。于是,他让部下对张国焘冷嘲热讽,蓄意刁难。不久,张国焘不得不离开江西,避居上海。

  张国焘在上海闲居了将近两年。在这两年中,中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经过1年的作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不仅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而且从1947年7月开始,转入了战略进攻,将战争引向了国民党统治区域。与此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也兴起了广泛的学生运动和人民运动,形成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第二条战线。南京国民党政权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1948年6月,不甘寂寞的张国焘筹集了约一百二十两黄金的经费,在上海施高德路办起了一个创进周刊社,出版《创进》周刊。这个周刊社的成员是临时凑起来的,总编辑是郑学稼。开始,《创进》周刊并没有受到国民党的重视,所用纸张都是以市价购进。按照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规定,凡从事反共宣传的报纸杂志,按月分配官价纸张。后来,张国焘托人向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黄少谷说情,《创进》周刊社才得以配给官价纸张。

  《创进》在代发刊词中,以貌似公正的面目出现,标榜自己是讲“老实话”的,但在实际上,它不过是为国民党捧场和进行反共宣传的工具。

  面对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政治、军事危机,《创进》周刊发表文章,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出来挽救危机。在一篇题为《门神救国论》的文章中,把蒋介石发动内战比做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农民政权,鼓吹:“只要有一个像曾国藩那样气魄与做法的人,出面号召,决定可以完成救国使命的。”文章甚至说:谁能充当“现代的曾国藩”,“谁就是现代中国的救世主”。文章把希望寄托在蒋介石之子蒋经国身上,吹捧说:“近来蒋经国在上海执行新经济政策,有声有色,人人喝彩。”“现实环境正需要这类人,才能有所作为。”蒋经国对于“戡乱建国大业,已然可以胜任愉快的”。

  《创进》周刊发表的一些文章,把造成全国危机四伏、民不聊生的原因,归罪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大量的攻击。文章诬蔑中国共产党“为了夺取政权”,“毫无道德伦理和国家存亡的顾忌”,“更不惜以百姓为刍狗”,“二十年来的悠长岁月之中,共党浸沉于残杀破坏扰乱之中”,“假定共党‘武装革命’成功,继军事征服力量而起的,必然是一种独裁政治无疑”。“中国共产党无论标尚何种理想目的,他们所采取的手段则是有害而可怕的”,“一方面大有利于俄国人向东亚的发展,大有害于中国民族底独立和生存;在另一方面激烈地扰乱社会底秩序,严重地戕害国民经济生活。”在对中国共产党竭尽诬蔑之后,《创进》周刊的文章叫嚷:“根据这些理由,共党的暴乱是必须遏止的”,必须“戡乱”。当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时候,《创进》周刊仍在吹嘘国民党军队,说:“中共军事力量虽日在进展中,但中共若想进行一次严重的阵地战,政府还是能够抵挡,而且还是能够胜利的。不管政府军队中有何种的弱点,但它至今尚未最终失去这个能力。”

  • 责任编辑:胡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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