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谈判代表在红军驻西安联络处合影，左起：叶剑英、张冲、周恩来。
张冲（1904-1941），早年加入国民党，游学苏联。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军事委员会办公厅顾问事务处中将处长。1941年3月兼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代理副部长，后因伤寒病故。
张冲曾参与著名的顾顺章案、牛兰案、西安事变等重大事件，是“伍豪事件”的策划者。
一
伍豪事件，也可以说是顾顺章事件的延续。
顾顺章供出调查科上海站特派员杨登瀛是共谍后，杨登瀛即遭逮捕。
杨登瀛（1893－1969），原名鲍君甫，广东珠海人，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1919年回国后，在上海的一家日商洋行当高级职员。1924年加入国民党。参加五卅运动时，与青帮头目、洋务工会负责人杨剑虹相识，因同乡关系，一见如故，成为莫逆之交。杨剑虹后来投靠陈立夫受重用，调查科初创时，出任主管情报的采访股首任总干事。经杨剑虹引荐，杨登瀛也进了调查科，并为陈立夫、张道藩赏识，派驻在上海。但杨登瀛同时又是中共特科的一员，实际上是双面间谍。
由于他与张道藩交情深厚，被捕后关押了半年，经张出面，保释出狱。1934年，被派到南京反省院任副院长，从此寥寂一生。
调查科上海站特派员的位置，此后由张冲的部下黄凯接替。黄凯从1931年11月奉调到上海后，恰逢中共地下党严惩叛徒和国民党特务。黄凯手下的王斌、陆元虎等相继被暗杀。刚刚成立的中统工作团，“都成了治丧委员会了”。
1932年2月，张冲由南京到上海来主持部下的丧事。事后，在与黄凯谈工作时讲到，目前共产党经济困难，处境不好，可能会有许多党员思想动摇。张冲提出，“可以试用周恩来的化名伍豪，冒充刊登脱党启事”，以此来吸引更多人自首。
张冲此举是企图蛊惑人心，制造混乱，瓦解中共组织。张冲觉得，中统可以此来扩大战果，扩大自首者的潮流，形成骨牌效应。张冲的想法，很为黄凯赞同。
于是，两人合谋从事，张冲连夜起草了一份《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第二天交由黄凯派人送到上海几家主要大报去刊登。
2月15日，黄凯派人送到申报馆广告处。《申报》的律师认为，这个启事称有243人脱党而只具伍豪一人姓名，有明显漏洞，决定暂不刊登。但《时报》在16日、17日两天的号外版上首先刊登了这个启事。18日、19日，《新闻报》接着刊登。国民党新闻检查处随即派员向《申报》施加压力，《申报》才于2月20日、21日连续刊登了两天。这两天，《时事新报》也同时刊登。
《申报》是当时中国第一大报，它刊登此启事，影响当然非同小可，比起其他小报要大得多。
连续两天的启事，《申报》都刊登在广告版十分醒目的位置。标题用了最大的字号，通栏到底，使之成了当天广告版上，最为突出的一条：
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
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无异消杀中国抗日之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于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况该党所采之国际路线，乃苏联利己之政策。苏联口口声声之要反对帝国主义，而自己却与帝国主义妥协。试观目前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不但不严守中立，而且将中东路借日运兵，且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助长其侵略之气焰。平时所谓扶助弱小民族者，皆为欺骗国人之口号。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之中国共产党。
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启
张冲一手炮制这个启事，确实费了一番心思，手法与众不同，或说用心险恶。寥寥数语，含义颇深。他盗用周恩来的名义，定位是“脱离共党”，“退出国际指导之中国共产党”，而不是“自首”、“变节”，似乎比较中和。他文中所述，对共产党也不用恶言恶语，不作刻意丑化，而是凭借他自己对苏联问题的研究了解，从中日苏国际关系的大局着眼，以民族利益的利害作比较，借中国民众普遍不满苏联对日本妥协政策的情绪，声称其以前“所取手段”、“所采路线”，结果“有违初衷”，认识“皆为欺骗”，因而有了“良心之觉悟”。启事行文较为理性，给人留下的印象，完全是一个为国家、为民族着想者的幡然醒悟，词意分寸，比较符合周恩来这样地位、身份的人所言。正因为如此，这个伪造的启事，极具迷惑性。
1928年，周恩来开始用学生时代的笔名“伍豪”作为化名，从事地下工作。图为青年时期的周恩来。
二
其实，张冲并不知道，此时周恩来根本不在上海。他早在两个多月前就已撤到江西苏区。2月16日，留守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局负责人一看到这个启事，立即识破这是国民党的阴谋，当即决定采取措施，予以反击辟谣。此后几天，随着多家报纸的相继刊登，他们更感到事态严重，紧急组织力量，加快投入行动。
中共上海地下党的第一个反击举措，是在《申报》上刊登辟谣广告。
2月18日，地下党就派人给《申报》送去一则伍豪启事，针锋相对地否认伪造的启事。但报社广告处以“《申报》没有刊登这个启事”为由，表示不便刊登。
2月20日和21日，《申报》刊登张冲伪造的启事后，地下党又派人去交涉。广告处律师答称：铺保手续不合，不能刊登。几经交涉，终于在总经理史量才、顾问陶行知的支持下，同意用广告处的名义，在报上公开答复。于是，2月22日，《申报》在同样的版面位置上，刊登一则别出心裁的启事：
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18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申报馆广告处启。
这大概是《申报》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则启事广告。本来，这种纯属报馆广告处与客户双方之间的业务问题，有广告“手续不合，未予刊出”，直接通知对方即可，根本无需再公开刊登这样的启事，多此一举。这样广而告之的做法，实际上是曲笔传意，别有所指。意在告诉大众：伍豪本人，另有一则启事，未能刊出。这则18日就送给报社的广告启事，必定与16日以来连续在各报刊登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有关，其内容必定有所不同。后一个未刊出的启事，显然是针对前一个已刊出的启事而写的，后者意在否定前者，只是由于受到某种限制，《申报》不能刊登而已。
这是当时中共留守上海的临时中央局负责人，在国民党统治下所能做到的最及时有效的公开辟谣方法。虽然笔法曲折，但否认张冲伪造的启事，指向明确，含义清楚，凡是中共党内的同志看到，心里自然会明白。
1972年6月13日，亲身经历此事的陈云，回忆四十年前的这段往事说：“当时临时中央设法登了一个小广告，用报馆回答伍豪先生的方式，间接说明伍豪有一个否认并揭穿国民党造谣的声明，但因为保人关系，不能登出。用这个小广告使白区和全党同志知道国民党的阴谋，不受欺骗。”
中共上海地下党采取的第二个行动，是立即散发传单辟谣。2月20日，即以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的名义，在上海广为散发了题为《反对国民党的无耻造谣》的传单。传单说：“最近在《时报》、《新闻报》各反动报纸堆中所登载的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广告，就是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无耻造谣的一例……无论这些狗东西怎样造谣诬蔑，并不能动摇共产党在劳苦群众中的威信！”
第三个行动，是利用自己的宣传阵地辟谣。
2月27日，在上海秘密出版的党报《实报》第11期，刊登了一篇由党组织代写的《伍豪启事》。郑重声明：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是国民党造谣诬蔑的新把戏”，“一切国民党对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与我个人自己的造谣诬蔑，绝对不能拯救国民党于灭亡的！”这一期《实报》同时还发表了题为《国民党造谣诬蔑的又一标本》的评论文章。指出：“疯狂的白色恐怖，以卑鄙的造谣……假借伍豪同志的名义来污蔑伍豪同志（共产党的领袖之一）污蔑中国共产党。”
第四个更有力的措施，是聘请外籍名律师代言辟谣。党组织通过关系，请当时上海著名的法国律师、《申报》常年法律顾问巴和出面，在3月4日《申报》广告栏的显要位置，刊出了一则《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启事也做了大号字的标题，十分醒目。文曰：
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事关个人名誉，易滋误会，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藉端生事，特委请贵律师代为声明，并答谢戚友之函电存问者云云前来。据此，合行代为登报如左。
事务所法大马路
四十一号六楼五号
电话一万三千三百三十九号
周少山，是周恩来的另一个别名。这个启事，以巴和律师的名义，代表当事人澄清事实，等于公开辟了谣。其所述内容直截了当，直接针对所谓的“脱党启事”，回击十分有力。比起曲笔手法的第一个启事来，效果无疑要好得多。巴和是上海享有盛誉的大律师，由他代言声明，不仅权威性强，而且他是法国人，国民党政府也奈何他不得。
当年具体联络刊出这个启事的中共地下党员黄慕兰，后来回忆说：
这个启事没有用伍豪的名义，而用了周少山的名义，又说伍豪是周少山自己的笔名。这个小动作很妙，因为启事登出后，国民党曾派人去找巴和，问伍豪在哪里。巴和说：“我的当事人是周少山，仅仅别名叫伍豪，你们要找的伍豪当然不是这个，而且他自己也登有启事，你们可以直接去找他。”这个启事的内容，明显地分辨出来2月份那个伍豪启事是伪造的，因而我们没有很琐碎地去反驳那个启事中那些反苏反共的言论。同时党8内也有一些油印刊物上刊登了反驳的文章。
在不到二十天时间内，中共临时中央局连续出手，以这四项举措，澄清事实真相，有力击破谣言，消解了伪造启事的影响。他们尽心尽责，周密周全，为周恩来洗清了泼在身上污水，也为日后的辩白留下了确凿的实证。张冲炮制的这个伍豪启事，因此也就成了一个哑炮，没有了声息。至此，他也只得偃旗息鼓了。
黄凯事后失望地说：启事登出后，“哪知毫无反响，好久无人来向各机关秘密自首。相反的《申报》上却由一位大律师代伍豪发表声明。（中统的）季源溥（曾）警告《申报》史量才不应刊登，史居然拒绝，他说：‘广告是营业性质，何况从法律的观点来看，姓伍的被人冒名，是应该声明的。’”
三
已在江西苏区的周恩来，很快就获知上海发生的这幕闹剧。作为被诬陷的当事人，他当然必须立即作出澄清，揭露国民党特务的阴谋。在当时，事实也极为容易说明，周恩来身在瑞金，怎么会在上海刊登启事？但这毕竟已惹上了麻烦，仅凭个人的陈述是不够的，必须由组织出面，正式表明态度，留下历史结论。
于是，与上海地下党的行动遥相呼应，中共中央在2月下旬，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发布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布告，再次作出公开澄清。布告说：
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申报等于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日左右连日登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的冒名启事，宣称脱离共产党，而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诬蔑。
事情至此，这场由张冲一手炮制的造假闹剧，如竹篮打水一般，以一无所获而告终。中共方面的及时处置，戳穿谣言，澄清事实，挫败了张冲的阴谋。
五年后，历史出现了极富戏剧性的一幕。张冲与周恩来，－对追杀成仇的政敌冤家，竟然握手言和，成了安危与共的良朋挚友。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张冲与周恩来的故事，成了注释这一诗句最为经典的范本。两人由不共戴天的仇敌，到风雨同舟的朋友，为民族存亡，同赴国难，演绎了一段成为传世佳话的恩仇记。
周恩来撇清被诬的谎言，已还清白之身。但伍豪事件，却留下了孽根。
三十五年后，历史出现了更为险恶的一幕。身为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因本来早已澄清的伍豪事件，竞在“文革”乱世中连遭明枪暗箭，几乎被置于死地。
张冲绝对想不到，已沉入历史的这个旧案，后续的故事竟会如此诡异；引发的斗争，会如此惊心动魄。
《张冲传》（马雨农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