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美国从1973年采用志愿兵役制40年以来，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CongressionalResearchService)记录了144次军事部署，而在二战结束后实行选征兵役制的27年间，共有19次军事部署，对武力的依赖性增强很大程度上源于一种疏远关系，这种关系使民众远离军队。现代部队让总统们面临道德危险，使他们更容易诉诸武力，而不考虑经济后果和政治责任。与此同时，美国人很乐意感谢那些促使他们不必服役的志愿兵，并认为如果事情不妙就批评武装部队的做法有点不爱国。
这只完全由志愿兵组成的部队或许是历史上最致命、最专业的部队，但它却嘲讽了乔治·华盛顿(GeorgeWashington)的这句名言：“我们承担起士兵的责任时，也不应放弃公民的义务。”不管怎样，士兵和公民必须要再一次肩并肩站在一起。
我们可以先从征兵抽签开始。美国人既不需要也不希望建立一支巨大的征兵部队，不过通过抽签来提供部分兵源，能够重新引入服役是一种公民义务的观念。如果志愿参军人数不足，即可启动抽签过程，并通过设置权重，选择受教育最多、技能最熟练的美国人，这样就能让我们当中处境最好的那些人，对军队事务给予更大的关注。五角大楼也可以恢复所谓的“全员部队原则”(TotalForceDoctrine)，这一原则影响了纯志愿部队的初期阶段，但后来却被废除了。这一原则要求在任何大型、长期的军事部署开始时，要大规模征召预备役(Reserves)和国民警卫队(NationalGuard)。因为这些待命部队中通常会包含年龄较大的人，且由于这些人都植根于社区之中，动员他们可能会干扰本地社区（即使是在后期较小规模地征召预备役前往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也干扰了本地的社区），所以对他们的动员就可以在走向战争时起到刹车作用，如果只派遣常备军就没有这种效果。
国会必须在决定交战时扮演更大的角色，国会上一次正式宣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现在亟需重新考虑2008年跨党派机构国家战争权力委员会(NationalWarPowersCommission)提出的建议，即替换1973年的《战争权力法案》(WarPowersAct)。该法案规定总统在下令采取军事行动后，需向国会通报。新法案则规定总统在诉诸武力前应与国会磋商。新法案将制约总统的权力，但却会给军事干预赋予更大的合法性，也使得总统在战局艰难时不必承担全部的骂名。
国会还需要坚持作战费用都需要实时支付。通过加征特殊税收，而非借款，来为用于作战的特别拨款提供资金。这样一来就能迫使国家背负财政负担，鼓励公民将交战视为他们参与其中的政治选择，而非他们必须接受的既成事实。
其他增强公民与军队接触的举措包括，减少在非作战任务上对分包商的依赖，这样部队的真实规模就会更透明；将退伍军人和平民的医院及康复机构整合起来，这样就能让平民亲眼见到战争的创伤；此外还要缩减国内军事基地中，自成一体的居民社区，这样更多的服役人员就可以与同胞们一同祷告、娱乐、教育孩子了。学校、媒体和流行文化机构也有义务帮助提高公民的警觉性。
平民与军人的分隔侵蚀了责任感，而这不利于我们的民主共和政体的健康，在这个国家里，公民才是最重要的角色。在武装部队面向未来进行调整的同时，公民也不能只是充当旁观者。就像亚当斯针对武装力量所说的：“一个明智审慎的民族，总要对它投以警觉、怀疑的眼光。”
退休的陆军中将卡尔·W·艾肯伯里(KarlW.Eikenberry)在2005年至2007年间担任美国在阿富汗的指挥官，2009年至2011年担任美国驻阿富汗大使。艾肯伯里是斯坦福大学的一名研究员，戴维·肯尼迪(DavidM.Kennedy)是该校历史学荣誉教授。他们分别是《现代美国部队》(TheModernAmericanMilitary)撰稿人和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