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网军事讯 目前美军已经完成三大转变：募兵制度的转变；武器装备的转变；任务形态的转变，这三种转变都导致同一个结果——美国军队正与美国民众渐行渐远。纽约时报中文网6月3日的署名文章警告：“平民与军人的分隔侵蚀了责任感，而这不利于我们的民主共和政体的健康，在这个国家里，公民才是最重要的角色。”全文如下：
在将近12年的时间里打了两场战争后，美国军队目前正处于一个转折点。美国人民也是如此。武装部队必须重新考虑他们的任务。虽然美国已经进入财政受限的时代，虽然奥巴马总统上周实际上宣布，始于2001年9月11日的“全球反恐战争”已经结束，但军方仍决意拉大美国与任何潜在对手之间的作战能力的差距。但我们军队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来自外国敌人，而是美国人民与其武装部队之间日益疏远的关系。
近几十年来的三大转变让这种鸿沟更大了。第一个，也是最基本的转变，是美国在1973年越南战争进入尾声时做出的决定——背离公民士兵的传统，结束强制征兵制度，并转而建立了一支庞大、志愿的职业化武装部队，维护起我们自二战以来所做出的全球性承诺。1776年，塞缪尔·亚当斯(SamuelAdams)做出警告，这种安排本身存在危险：“尽管常备军有时可能非常必要，但对于人民的自由来说，这种军队始终是危险的。士兵们倾向于将自己视作不同于其他公民的人。”
在差不多两代人的时间里，没有美国人被迫参军，而且参军的人也不多。目前在武装部队服役的人不足总人口的0.5%，而二战期间有超过12%的人服兵役。有权有势的人参军的更少。1975年，70%的国会议员都有过一些服役经历，而如今，只有20%的议员曾在军队服役，他们的孩子中，只有少数人穿上了军装。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太多军人的子女在服役，以至于他们会既骄傲自豪又焦虑不安地谈论，战争是“家族事业”。这样就会产生一个自我延续的军人阶层：与广大社会明显分离，从弱势群体中招募的士兵多得超出了比例。历史表明，这种情况不会有好结果。
第二个转变，科技发展加剧了民众与军队的隔阂。二战消耗了美国将近一半的经济产出。但近几十年来，信息和导航技术已经大大提高了单兵火力，使军队规模缩小，耗费也更低。如今，国防部的预算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列不足5%，在联邦预算中所占比例少于20%，而越南战争最激烈的时候，其预算占联邦支出的45%。对科技的依赖能够催生对武力使用的冷漠、自鸣得意的态度。遥控无人机的出现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依靠无人机作战节省了人力和财力，但就如奥巴马上周承认的那样，将无人机行动的控制权从中央情报局(CIA)转移至军方手中充满了复杂的道德及法律问题。
第三个，或许也是最令人不安的转变是，军队的任务已经远远超出传统战场。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除了作战任务，指挥官们精心安排了基础设施项目、推广法治，提高妇女权利等“国家建设”措施。网络上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或许会使军方的任务更加模糊不清，毕竟军方和平民在网络上开展合作十分关键。
这些转变共同促成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新情况：美国的军队极为强大，但民众参与和理解的程度极低。科技发展和流行文化相互交织，带来了不利影响。越南战争通过电视向民众展示了战争的残酷现实，而今天的战争充分利用电脑和遥控设备，明显给了部分民众一种错误的印象，即十分痛苦和恐怖的战争场景都成了过去的事情。媒体展示了无人机操作员的形象，他们在距离战场几千英里远的地方，冷静、安全地解决掉电子屏幕上准星瞄准的敌人。好莱坞影片则讲述特种作战部队的超人团队冷静、准确消灭对手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