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形势下，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立刻致电蒋委员长，想征得蒋同意后再回师东北驱逐日军，收复失地。但委员长认为，日军全面占领东北，打破了一战后列强在中国的均势，所以可以在国际联盟申诉，请英美干预。蒋这样想，当然不是毫无道理。日俄战争后，日本就已全面占领东北，但俄国立刻提出抗议，要求日军不得全面占领，并要求自己的盟国法国向英国施压，再由英国向自己的盟国日本施压，还要求英国从刚占领的拉萨退兵。英国当时最主要的敌人是德国，而要打败德国，势必要得到俄法支持。不得已，英国才从西藏退兵，并要求日本从东北退兵。
所以，九一八之后，委员长认为，此时不宜与日军全面开打，还是应当先消灭军阀，谋求国内统一，整军经武，再与日本较量。而这当然需要张学良配合，如果张学良退回关外，北方动荡，南方再发动，全国又将陷入混乱。委员长把他的想法电告张学良，并让张学良忍耐。所以，才出现了二十余万东北军在关内坐视关外二十余万东北军被一万多日军消灭而不回师救援的一幕，张学良也因此而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
即使如此，蒋委员长与张学良也并未能按蒋的计划执行下去。在国内外一片骂声中，各地军阀纷纷以抗日为名，纷纷通电指责蒋张。无奈之下，蒋介石只好再次通电下野，张学良也一同下野。之后不久，委员长又重新复职视事，张学良则远游欧洲，直到1933年才回到国内，再次出山，率关内东北军围剿鄂豫皖苏区，之后又一路追杀到陕北。一直到在陕北和红军交手中连吃败仗，才醒悟过来，坚决要求抗日，先是洛阳苦谏，苦谏不成又在西安发动兵谏。
九一八事变也给了各地军阀以声讨蒋委员长更充分的理由。先是十九路军在淞沪抗战后转入修正，接着转到江西剿共，到福建后发动福建事变，准备联共抗日。也是在1933年，在黄山“读书”的冯玉祥北上察绥，组织旧部，发动抗日，后来蒋委员长与日军的两面夹击之下失败。1935年，两广公然独立，以抗日为名，要求亲南京的何键让路，以便他们北上抗日。中央军追击红军长征入川，委员长想削减川军编制，川军将领反对时的借口便是留着部队可以抗日。
江西中央苏区的红军也先是派遣十军团寻淮洲、粟裕等人以抗日为名，率军北上浙赣一带，进击南京政府的腹心之地浙江，长征中更是公开以北上抗日为名。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后，一路西进，转战到川西北，也曾计划成立西北抗日民主政府。
反过来站在蒋介石的立场来看，当时虽然名义上全国统一，实际上各地军阀林立。陕西的西北军、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榘、广西的桂系、广东的粤系、湖南的何键、贵州的王家烈、四川的各派，名义上服从中央，实际上都是划境自守，根本不听中央招呼。江西、福建和鄂豫皖的红军更不用说。国民政府真正能够控制的，不过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而已。所谓的南京国民政府，实际上不过是各军阀中较大的一支，所以蒋委员长在内心并不将各军阀的地盘视为自己必须保卫的国土。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坚持认为，攘外必先安内，失去东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消灭各地军阀。不过有意思的是，真正使军阀势力大为削弱的，也恰恰是抗日战争，抗战中抵抗日军最坚决、牺牲最大的也是各地军阀部队，而中央军反而由于大量接受美援，才在抗战结束后的初期能够将势力扩大到以前不能控制的华中、华北、东北一带。
而人民解放军通过解放战争，不仅消灭了中央军，也消灭了各地军阀，使全国实现了自辛亥革命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国统一，驱逐了一切外国军队，废除了一切不平等条约和治外法权，进而通过抗美援朝战争，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阻止在中国的领土之外，使中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强大的现代国家。
有种说法未必可信，但是可以聊备一说。国民党早期根据地一直在广东，所以广东国民党一直以国民党正统自居，且与日本往来密切。据说正当粤变和石友三发动之时，国民党内胡汉民认为，要一举倒蒋成功，关键在于迫使张学良退回关外，而要达到此目的，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奉军的东北老巢有警。因此，胡系找到时为日本外相的老朋友犬养毅，劝日军在东北发动事变，迫使张学良回师东北，韩复榘、阎锡山在北方压力减小，即可顺势发动大规模倒蒋，再和粤桂联络，南北呼应，同时并进，可以一举成功，推翻蒋委员长。犬养毅向来主张对华亲和，同意了这个办法，便唆使驻东北的日军发动突然袭击。哪知道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国内政治形势有变，犬养毅被刺身亡，对华主战派占据上峰，便不再退出东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