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9日，中国航天局局长许达哲应邀参加美国国务院主办的国际空间探索论坛，本是积极迹象，却再次让人联想起中美航天机构间合作彻底停滞的现实。在中国2013年以15次航天发射位居世界第二的局面下，这一沉寂局面暗含的隔膜和排斥分外刺眼。
30年的排挤
美国对中美航天合作的障碍首推“沃尔夫条款”。由众议员弗兰克·沃尔夫提出的该条款禁止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以及任何与之有商业关系的企业与中国接触和合作，就连NASA局长查尔斯·博尔登赴北京出席国际宇航大会也要申请特许，2013年10月该局拒绝耶鲁一名中国籍博士后参加其主办的国际学术会议还引起学者抗议。这种压力并未随着沃尔夫2013年年底的退休而消失，2013财年国防预算法案在放宽美国卫星出口管制的同时，明确要求对华出口卫星或在中国发射美国卫星需总统特许。
这个排挤过程并非始自今日。上世纪80年代中期，长期为军事服务的中国火箭导弹工业的国内需求萎缩，恰逢美欧航天发射相继失利，用刚发射12次的“长征”火箭一头闯入国际市场。此后“长二捆”火箭的研制、运载能力和发射频率的提升都得到商业市场的有力助推。尽管1996年前后因质量波动遭遇几次严重挫折，仍完成了可靠性的涅磐。1990提到1998年间，商业发射一度占到中国运载火箭发射总量的66%，在国际商业发射市场份额约占7%～9%。
然而，美国国会1999年发表的《考克斯报告》指责中国窃取美国技术改进导弹，并向伊朗出口导弹技术，从此禁止卫星及其零部件对华出口。由于美国技术领先，欧洲和日本制造的多数卫星也很难没有美国部件，这实际上将中国挤出了国际商业发射市场。
6年后中国打破沉寂，并随着先进卫星制造能力的提升，开辟了向第三世界国家整星出口、星箭在轨交付的市场，到2013年年底达到5颗，并开始探索微小卫星搭载发射市场，但国际市场份额仅占3%。虽然计划到2020年力争提高到15%，又面临刚刚发力的美国私营航天发射业的有力挑战，后者即将问世的几型飞船性能都超出“神舟”，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更以显著的价格优势威胁到“长征”的市场。
“天宫”的客人
国际发射市场的排挤当然不是中国1992年决定发展载人航天的原因，但“神舟”飞船和“天宫”空间站却为中国人提示了应对这种排挤的心理空间——有火箭的国家不少，不让中国挣钱无妨，在飞船领域中国已然占据先机，空间站更将是唯一的独立王国。
在自身航天政策和技术手段的波动中，美国人也不止一次地恭维了中国。大片《地心引力》中求助于“神舟”的美国航天员当然是虚构，但2003年“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事故后，“神舟”和“联盟”号飞船的确一度是人类仅有的往返国际空间站的工具。当然，美国最远的想法也只是用“神舟”充当“联盟”的备份，这显然对中国吸引力不大。
中国对国际空间站的态度一波三折，也因为美国自己对国际空间站一度视为鸡肋，直到最近决定将其使用寿命延至2024年，服务于登陆小行星和火星的计划。而且美国并不是从资金和技术上需要中国参加国际空间站的合作，更大用意还是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这当然是历来看重独立掌握技术的中国所迟疑的，一旦像欧、日那样纳入美国分工，万一翻脸势必无法自立。从战略上看，中美关系缺乏这种合作需要的亲近度和长期稳定性，2011年美国干脆完全阻断中美航天接触，正体现了这一点。
美国一直为国际空间站乃至整个航天发展的经费发愁，中国航天能力由于注重小而精，经费压力看似不大，但随着人类太空开发和航天应用迟早迈入上规模的阶段，中国既要保持独立技术能力，又要更大规模的发展，还是远超一己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