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死”的专家们
很快，1974年，“长征二号”首飞发射失败。原因是一根导线存在暗伤而断裂，导致火箭姿态失去控制。
火箭控制专家王嘉章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说，后来在1975年发射新型火箭前，上下领导反复强调各个研制环节要按照“三严作风”严格控制。有一次为了检查一个放大器电极管造成的故障，用了三天三夜时间。
这时，运载火箭的主要任务是发射返回式卫星，它搭载了对地观测用的照相机，与“东方红”相比具有重要的实际科学意义。
“发射返回式卫星的时候，开始运载火箭运载的能力怎么都不够，后来改进了发射轨道和火箭的结构，火箭运载能力提高了40%。”李法瑞说。
当时由于需要搭载更多重量从而实现更多功能，中国的卫星越来越大，对火箭的要求越来越高。
在1978年著名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长征二号”的研制队伍因此受到表彰。
王嘉章说，火箭试验的环境是典型的有毒环境，除了和推进剂相关的工种，还有微波辐射等。
火箭地面设备专家汪向毅对《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说，早期进行火箭加注储存实验时，要把露天以及发射井里的实验火箭舱灌满有毒的推进剂，而且每天都要有人守着测量数据。
当时没有过多的防护措施，至多在中间到别处转转透透气。作为提升抵抗力的方法，只有发放的护肝药品。
在发动机检测中，也曾需要人工现场拆开检查。
汪向毅是现场负责人，陈德隆是发动机专家，李占奎是课题负责人，三人戴上防毒面具现场拆卸检查发动机。“一起做实验的同志回来检查，肝指标都很高。那些陪着做检测试验的年轻姑娘们例假都不正常。”汪向毅说。
汪向毅继续说，和推进剂相关的工作环境不仅有毒，现场试验还有爆炸的风险。“每个工具都用绳子拴在身上。衣服和鞋子都是防静电的。”
也曾有几位负责加注推进剂的年轻战士，因倒车出事遇难，都安葬在发射基地的烈士墓。“那时候酒泉发射中心烈士墓还没安葬几个人。”汪向毅说。
李法瑞后来曾对总体设计室因病去世人数做过一个统计，“大概从1983年到2000年，有15人因病而去世。”
1970年开始研制远程火箭的“705会战”，紧接而来的是“长征二号”系列火箭，有时会几个型号同时进行，没有任何喘息的机会。“有几个同志确实就是累坏的，甚至是累病的。鲁昌鉴、陈万兴、刘早清都是累病而不幸去世的。”
鲁昌鉴是1960年西北工业大学毕业生。“很多人都知道鲁昌鉴带病工作，有一次发射美国卫星，我拿材料让他指导，看到他一条肿胀的腿翘在凳子上，仍然坚持工作。”王嘉章回忆说。
然而火箭空气动力专家李国范对《瞭望东方周刊》说，鲁昌鉴等人形成了一套火箭载荷计算的程序，“直到现在，新一代年轻的工作者都没有跳出这个框架。”
余梦伦补充说，刘早清得肺癌时她自己都不知道，在肺癌晚期去医院治疗的时候，她还说要把正在整理的图纸保存好，等自己病好了回来再继续整理。她去世时才49岁。
“在20世纪，运载火箭总体设计室因工作劳累生病去世的比较多，粗略算了一下，占设计室人员的5%左右。”余梦伦列举了一个数据。
“早逝的和易患癌症的多在工程组，尤其是环境组和发动机组。”火箭地面设备专家汪向毅向《瞭望东方周刊》补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