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濂：因为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主要针对的是英国的福利主义倾向，他认为这会导致极权主义，但是战后欧美的政治发展无视他的警告，采取的是凯恩斯主义。所以直到哈耶克1974年获得诺贝尔奖前，一直被认为是边缘人物，1974年以后，尤其是撒切尔夫人上台以后，才为他正名。
陈冠中：《通往奴役之路》1945年曾以《读者文摘》形式广为流传，到八十年代由于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的鼓吹，市场原教旨右翼才把哈耶克又捧上去，而很多身在极权国家的反极权心切的人士也以他的主张作为否定极权的依据。今天很多人所说的自由主义，往往是指包括哈耶克在内的新自由主义。这些思想都是八十年代以后才开始慢慢进入大陆的思想界来，甚至到九十年代大家才比较认真地去读。
托尼·朱特有点不公平地说哈耶克一看到福利社会就说极权主义、希特勒。但哈公看到皮诺切特这样的独裁军政府反而不觉得那才是希特勒，那才是法西斯，还亲自去见皮诺切特，加持后者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说威权不等于极权。
哈耶克虽然在三十年代已经引起了很多重要的讨论，比如跟凯恩斯的讨论等，但是当时有很多同样反对左右极权的思想家跟他的主张并不一样。我一直认为他对当今世界的极权主义的反应完全是极端化的，他前门拒极权虎，却后门引入资本狼。与哈耶克同期，不要说凯恩斯或波兰尼，同年，1974年拿诺奖的 Gunnar Myrdal，就是瑞典的社会民主派的经济学家。
周濂：对，哈耶克拿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前，就没有一个支持纯粹的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拿过这个奖，他之后，弗里德曼也拿了。
陈冠中：芝加哥经济学派是七十年代之后出来的。我觉得弗里德曼其实是更有效地改变了近三十年的世界，哈耶克有点像象征人物。弗里德曼真的改变了美国，那个改变太大了。
周濂：也改变香港。
陈冠中：香港因为在八十年代都是美国芝加哥学成归来的人，就学了他们那一套，刚刚对经济有兴趣的人都以为这样就是经济学，当时芝加哥学派那一路的经济学基本上就等同于全部的经济学，几乎是一种对经济学科内部和对其他学科的帝国主义。
周濂：香港我们以后再谈，说到哈耶克我想多说两句，因为最近在读哈耶克的时候，我发现哈耶克比我们想象中要复杂。
陈冠中：我想一定是，他有这么长的著述年龄。
周濂：对。当然他是反对社会正义这个概念的，但是他自己曾经在《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卷的第九章末尾处谈到，让他感到遗憾和困惑的是，罗尔斯竟然采用了“社会正义”这个术语，但是哈耶克接着说他跟罗尔斯的观点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分歧。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说法。而在该卷第十章的最后一个注脚里，哈耶克谈到他自己的亲身经历。1940年夏天他在英国避难，那时候纳粹德国轰炸伦敦，他就想，我得把我的孩子送到中立国去，他考虑了美国、阿根廷、瑞典这几个社会制度差异极大的国家，然后他就想，我的孩子要在这样一种社会制度下成长，它使我的孩子尽可能地不受机遇或者偶然因素的影响，所以他认为美国会是一个好选择，因为美国社会不存在旧世界中严格的社会等级差别。哈耶克的这个想法跟罗尔斯的“无知之幕”非常接近。
陈冠中：对啊，当你投胎到一个陌生社会，不知道自己会投得好还是投得不好的情况下，你一定希望投到一个公正的社会。
周濂：是。哈耶克又补充说，当然我希望我的孩子在美国会被送到白人的家庭而非黑人的家庭。为什么呢，因为在1940年代，美国的种族歧视还很强。他这个说法再次证明了，他希望一个人应该生活在不受任何道德偶然因素而被歧视的正义社会里。
陈冠中：所以他是个衣柜里的罗尔斯主义者？
周濂：对，有人就说他是个隐藏的罗尔斯主义者。哈耶克从个人生活经验出发设想的值得追求的社会制度，非常接近于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所构想的正义社会。
陈冠中：凯恩斯也说过他 “道德上和哲学上” 同意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的很多观点，哈耶克在二战期间也说过他赞同凯恩斯的宏观调控主张。
周濂：回到您在共识网的那篇访谈，您对中国大陆的新左派有很多的批评，其中谈到它在学理上是有内在矛盾的。换句话说，中国新左派的学理在您看来完全处于一种满拧、拼贴的状态。我个人认为中国新左派的逻辑可能是错的，但是他们的一个问题意识也许是值得自由主义者学习的，这个意识是什么？就是您在共识网访谈中相当肯定和认同的那种“以本位为出发点的本土研究”。新左派无疑是有很强烈的这种自觉，虽然它最后开出来的花、结出来的果我们不接受。我的问题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如何可能“以本位为出发点进行本土研究”？
陈冠中：如果中国新左派是真的新左派的话，我会说自己也是新左派。1992年我来北京住了三年。当时我到处跟人说一些西方新左翼的东西。后来三联书店前总经理沈昌文也整天说，他听到“后现代”这个词是从我这里来的。我记得我还给了他一套萨义德的书。
周濂：那时我在北大读本科。后现代主义开始进入中国大陆， 北大有个王宁教授曾经编写过很多文章和选集。
陈冠中：其实我也困惑，觉得我自己在写《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的时候，已经要处理后现代带进来的议题，所以在整个八十年代，外面都在谈后现代，谈得头昏脑涨了。
周濂：当年一个趣事，大概是1994年，我一个师姐，在北京医科大学读医药管理，来找我，就问我：“你是学哲学的，你能说说后现代吗？”我当时就蒙了，我就说：“后现代这东西是说不清楚的。”然后她一拍大腿，说：“你说对了，我读了一本书，就说后现代是说不清楚的，你说到本质了。”
陈冠中：我记得大概九十年代初，后现代、后结构这种说法太时髦了。虽然它自有创见，但是当时也太把它当一回事了，把它里面话语的解构、真理和现实认知的不可能等等说得太极端了。后殖民还是挺有意思的。总体而言，做思想理论的人若没有经过“后学”思潮洗礼，是挺遗憾的。但经过这个洗礼，困在里面的也很多，它已经培养了十几二十几年的学者了嘛，所以有些就困在大写理论的迷宫里。1992年我来北京时，当时中国知识界的问题意识是自成一体的，跟西方不大同步。到九十年代中后期，终于有李慎之等亮出了自由派旗帜，然后汪晖，以及后来被叫作“新左派”的思潮开始出现。我觉得这两个现象都挺好的。因为李慎之的自由主义并不是新自由主义，是很古典的，或者说有些古典的，同时他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不可能没有社群的感觉、没有社会民主的意识，肯定有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挺好。在中国环境下主张政治自由主义，我是非常敬佩的。不过当时我也没有批评过中国新左派。
周濂：在九十年代的时候，您看到新左派的路数，是不是还挺欢迎的？
陈冠中：对，我心里觉得，都来了，都有了。不管张颐武，还是汪晖、崔之元，都来了。而且汪晖出手挺惊人的，他学好了学院后现代左翼的全套理论。我知道他在纽约、波士顿、芝加哥、加州跟很多人交往过，他在香港也有参加一两个圈子的读书会，我们认识的生哥罗永生、肥爷丘延亮等，当时都是跟他有交流的。
1992年之后市场化一直到国企改革，很多问题马上出现了。用什么态度去应对呢？当时还不需要提到主义这么高的层次，是可以面对问题来谈的。但在1990年代后期出现了自由派与新左派之争，然后我就看到某些新左派的言论有点开始变化，自由派也开始变窄。最奇怪的就是2000年之后，两边都收窄了，我还不是指所谓“告别革命”或否定法国大革命赞成英美革命的言论。我很快发现一般所说的自由派和新左派两边好像问题都挺大的，不是我期待的新左派跟自由派思想的交锋会产生一些更有助大家理解中国现实的思想那种情况。这里面的问题太复杂，基本上是新左派有些台面人物奔向体制或原来根本不是左翼的，双方不能在对等的平台上畅所欲言的交锋，各有不对称的地盘，互不沟通了。这是后话。
到2006年，钱永祥的《思想》杂志为王超华编的《歧路中国》一书做了个专题，找我写文章。我第一次写中国大陆的情况，批评了被归入新左派的一些主张，但我还写到一个叫绛树的唐朝歌女，据说一个嘴巴能唱两首歌，两首都唱得很清楚。我说我们需要这种本事，才能去描述现在这种鸡尾酒的现实。我当时是这个立场，我觉得现实的复杂性不可能进行简单的描述，只唱一首歌可能是不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