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社会层面看，政治包容可以促进公民社会的发育与成长
所谓公民社会，按照亚当·福格森的理解，它是从国家中分离出来的自主领域。 这一分离的过程，即从简单的、以部落为基础的军国主义社会，发展成为复杂的商业社会，反映了人性的进步。 尽管这一社会分化的过程将会导致冲突的增加和社会结构的削弱，但是，由于“公民社会具有强烈的‘公民性’内涵，它有潜力建立一个新秩序，这个新秩序要求权力和职位的分散、法治和自由的(如宽容)情操，在保护人们及其财产的同时又不要求对朋友和阴谋小集团的义务。 ”他认为，“公民社会指的不仅仅是任何类型的非正式或私人的社会关系， 这些在所有的社会里都是存在的。它还具有道德的指向， 其规则遵循这样一种关系，即使匿名的社会交易成为可能。 ”同时，在福格森看来，公民社会的形成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即公民社会与一个良好的政府唇齿相依。 而且从其功能来看，即使因社会分化而存在着潜在的冲突的可能性，但它能够有效化解冲突，并促进社会整合。
以此反观当下中国社会发展的状况，则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基本的结论：我国的公民社会尚未形成。 已如前述，不少官员都缺乏包容意识、规则意识、责任意识，政府全能主义观念依然浓厚，在行为模式上更倾向于极端化的、运动式的措施和手段。 而在官员这种观念和行为模式的制约下， 公民社会迟迟得不到发展。尽管我国已经进行了市场经济改革，但是，正如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的那样，由于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国有经济对市场的控制， 中国在 20 世纪末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初步框架还存在很大缺陷，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
从一定意义上说，公民社会得不到很好的发育和成长，和当下的中国缺乏政治包容的社会精神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因此，培育政治包容的社会精神可以促进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 这是因为，政治包容的社会精神有助于培养成熟的、 负责任的现代公民。政治包容的基础是尊重和维护公民的权利。而在公民的权利得到切实的尊重和维护的情况下，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培养出现代公民。那种政府大包大揽的全能主义，在实质上是忽视了、甚至是不承认民众的公民权利的。这种情况到最后只能造成民众权利和责任意识的淡薄，只能造就主动精神萎缩的“被动的公民”。而这样的公民往往会导致两种后果：一是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部分官员对民众的蔑视和不尊重，所以也就有了所谓的“刁民”论，也就有了官民关系的不和谐;二是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民众行动的非理性色彩，以至于在当下的中国社会弥漫着仇恨、愤怒、怨恨、敌意等负向情绪，而这不仅不利于社会团结，也不利于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其实，这也就是所谓的“管得太多、太死”，只能落得个“管不好、管不了”的结局，但到最后还是要“管”。这样就陷入了一种恶性的循环之中：即使政府有意向服务型政府转型，但也无法从事无巨细的行政上的大包大揽中脱身，而民众也无法变身为现代公民。因此，要改变这种状况，就首先需要官员要有政治上的包容， 尔后才会有民众的包容，进而才会有成熟和负责任的现代公民。而且由于政治包容承认并尊重利益与价值的多元，因而即使面对矛盾和冲突时， 也会因各政治主体之间的相互尊重和承认，不会出现社会的断裂。 恰如美国政治学家科恩所指出那样，“政治上成熟的人会寻求持中的解决方法，使冲突各方都得到一定程度的满意”。可见，在政治包容及其所内含的规则的作用下，不仅可以有效化解社会冲突，进行社会整合，而且可以形成有机的社会团结。
综上所述，对于处于急剧社会转型之中的中国来说，政治包容所具有的政治价值是毋庸讳言的。然而，我们必须明白的是，由于在我国的政治传统里，一直缺少政治包容的内容和实践，即使到了今天，政治包容仍然处于缺失的状态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培育政治包容精神的难度。 但是，为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业，为了我国完成向现代社会的顺利转型，为了我国早日实现法治化、民主化的进程，这个困难无论多大都要克服， 除非我们不以国家、不以民族为念。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官员具有特殊的地位，政治包容观念能否确立和践行，主要取决于官员的态度和实践。 因此，在走向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中，首先要求官员转变观念，积极培育政治包容的精神。 当然，民众也不能置身度外。
值得指出的是，在我国的语境中，长期以来一直把包容、妥协等看作是贬义的词语和行动，认为它们是不讲原则、不负责任的退让。 其实，这是对包容、妥协的一种误解。 事实上，恰恰正是因为政治包容对规则、责任的强调，才凸显了其特殊的政治价值。 因此，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必须给予高度重视，并做好理论的澄清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