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人事新常态：中纪委打虎的“蝴蝶效应”

　　201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北京主持省部级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研修班座谈会并讲话。 新华社记者 庞兴雷 摄

　　大公网评论员 王俊

　　从“干掉”的中管干部数量上来说，中纪委2014年的业绩基本与2013年的31位持平，但在稳增长的同时，提质增效明显，与中国经济增速类似。这是因为王岐山主政的中纪委今年拿下的“老虎”中还包括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苏荣这4位国家级官员。

　　事实上，中纪委“打虎除害”还有着明显的官场“蝴蝶效应”，即影响着党政军一线执政团队的“新陈代谢”：当中纪委的利剑挥向身居关键岗位的“老虎”们以至于“官不聊生”时，后续的联动补缺程序随之启动，并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不同梯队官员向上螺旋攀爬的速度。

　　在将被斩杀的“老虎”数量提升至创纪录高峰的同时，中纪委也轮番“自我改造”以提升办案执纪问责的效能：不到2年内，8位中纪委副书记换血四分之一，4位中央军委纪委副书记全部换班；升格副书记职务等级；增设专职“打虎”的纪检监察室；组建高配部级官员的组织部、宣传部……

　　“中纪委'打虎'，忙坏中组部”

　　十八大后，“史上最强”中央纪委团队通过上斩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周永康、下擒省级纪委副书记的杨森林等数量和官职不断刷新历史记录的“老虎”们，在不断强化、优化纪检团队执纪问责、监督办案能力的同时，也以清理“蛀虫”的方式净化着中国的政治生态。

　　当问题官员被中纪委拿下之后，那些之前被“蛀虫们”占据着的关键中管职务就形成了空缺，需继任者去填补。由此形成一个与官员届龄退休引发的后续调整类似的联动调整链：A官员落马，B官员补缺，C官员补B官员的缺，以此类推的联动调整甚至可以传导至最基层的党员领导干部。

　　众所周知，在十八大前的人事调整中，官员届龄退休或交流任职引发的后续联动调整占到相当大的比重。而在十八大之后，随着中纪委不断发力、落马中管干部数不断创新高，前任落马、继任者联动补缺调整的案例越来越多，以至于坊间以“中纪委'打虎'，忙坏中组部”来打趣这种“新常态”。

　　这种人事调整模式最典型的案例无疑出现在今年的山西。当4名山西省委常委杜善学（副省长）、聂春玉（秘书长）、陈川平（太原市委书记）、白云（统战部长）在今年6月、8月先后被中纪委“干掉”后，中央在9月底一次性“空降”了4位补缺人选，即吴政隆、孙绍骋、王伟中、付建华。

　　这4人同时入晋后势必引起或将引起重庆、山东、科技部等地方或中央单位的后续人事变动。譬如，11月底的山东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11次会议一次性任命菏泽市委书记于晓明、省公安厅长徐珠宝2位厅官为副省长，从而填补上了孙绍骋、邓向阳外调后的副省长职数空缺。于晓明升任副省长后，其菏泽市委书记拟交接给菏泽市长孙爱军，而“70后”孙爱军的市长职务则交接给市委副书记解维俊，解维俊的市委专职副书记这一副厅级职务也将按程序交接给继任者。

　　需要指出的是，当前任落马、继任者补缺这种案例一段时间内集中出现在同一个地方时，会形成“共振”并引发更高层级的人事联动，由山西“塌方式”腐败牵动的山西、吉林、农行“一把手”同步换防即为典型案例，同时也是改革开放后30多年来极为罕见的案例，即使2001年令狐安因李嘉廷贪腐案而引咎辞任云南省委书记也不能与之“媲美”。

　　在这个2014年最为引人关注的省级人事调整案例中，袁纯清回京担任二线正部级职务，王儒林入晋救火；巴音朝鲁顺位接班，接替王儒林升任吉林省委书记；农行董事长蒋超良“空降”吉林，接替巴音朝鲁任省长；央行副行长刘士余调入农行，接替蒋超良任董事长……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落马、补缺的联动调整一定程度上还会加速不同梯队中的官员向上螺旋式攀爬的速度。譬如，2011年通过吉林省政协主席晋级正部级的巴音朝鲁在2012年底获任吉林代省长而重归一线执政梯队后，在2014年再次更上一层楼，接任吉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从而将吉林省“四套班子”正职都轮岗一遍。

　　而翻看其官方简历时不免感叹，早在1998年45岁时就通过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晋级部级官员序列的巴音朝鲁（1955.10），在此后的13年中竟一直在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浙江副省长、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吉林省委副书记等副部级职务上砥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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