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悖论是，建在高山之巅的寺庙并不比山脚下的生活更接近天国(CFP)
中国人普遍相信，如果命运存在的话，它就是用来改变的。命运的脚本就放在那里，只要拎上足够大的猪头（金钱），又找得着庙门（适当的中介），篡改脚本就像老师替学生篡改分数一样简单，将不好的命运改好，将好的命运改得更好。手眼通天的大师就是名人们公认的庙门。在提供物质奇迹的意义上，大师与寺庙是同构的：匿名的大众到寺庙去交换奇迹，有名有姓者（名人、官员）到大师那里去。区别是情境性的，并不触及本质。名人因为本身就是受人膜拜的偶像，官员碍于意识形态的羁绊，都不便出现在公共性的寺庙。但那些促使普通人走进寺庙的动力在他们这里同样存在，于是，大师就成了寺庙的代用品和名人、官员的特供品。
当代中国无疑将成为命运感最为泛滥的历史时期之一。法治不彰，制度失范，道德失灵，信仰失效和潜规则盛行，使个人努力与社会承认之间，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一分耕耘与一分收获之间，关系完全断裂。制度律令不再发挥语法功能，人们像随意排列的单词一样失去确定的位置感，向上、向下或平行的运动也同样失去稳定的预期。机会或偶然性空前重要起来，而把偶然性联结起来的，就是命运。这种命运，普通人到寺庙去祈求改良，名人和官员到大师那里祈求万世永固。
制度失范最直接的后果是不同社会权力间的界限消失，官员以政治权力、商人以市场权力、艺人以色、高校以文凭加入这场狂欢，各持长物，在使每一种权力都获得无限增值、赢者通吃的同时，也空前增大了它生存的外部性。随便一位官员的倒下，都会陪葬一批商人；一些高官的倒下，还会牵涉某些艺人的星途。
官员们的倒台又可以是基于多么偶然性的场合。安监局的局长可以因为被拍到在事故现场未能表现出正确的面部表情而倒台；房管局的局长可以因为被拍到抽天价烟而倒台；一区之长可以因为被拍到“不雅”行为而倒台。网络反腐的正当性我们不想在这里讨论。如果叠床架屋的纪检、检察、监察、司法、反贪局等部门能各司其责，网络根本不会衍生反腐的职能，是制度性规范力量的失语，让网络上的声音如此振聋发聩。在事故现场微笑且腐败的又不止我一个，为什么倒霉的却是我？抽天价烟的科级干部满走廊，为什么倒下的却是我？同行干了那么多“不雅”的事，为什么我干了一次就被拍？我猜想，没有哪一位被“网络反腐”掉的官员会真诚地反思自己。他们更会认为是自己在选购某一栋别墅时没有及时咨询大师的建议，结果冲了风水。
中国大师是绽放在制度和信仰双重废墟上的奇葩，它从一切腐败中汲取成长壮大的养分。养分源源不断，大师前赴后继。李一不是最后一位大师，王林也不会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