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的几乎所有名山都建有寺庙道观(CFP)
■ 毕会成/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今天中国的几乎所有名山都建有寺庙道观，国家级名山供奉着全国级神祗，比如太乙真人、佛祖、大慈大悲观世音；地区级名山供奉地方级神祗，比如妈祖、歪脖老母。自从本地某山被民俗学家考证出，这里原本是歪脖老母的势力范围之后，纯粹私人性的登山活动就不再可能，而是变成了进山买门票，被蜿蜒前行的善男信女们裹挟着拾级而上的朝拜之旅。几位神汉挟神自重，理直气壮地要求人们的跪拜和奉献，指示人们把香火钱塞到面前的“功德箱”里。
神们要人间的钱干什么？难道神们履行职责也要靠钱来推动，拿人钱财，替人消灾？难道神们也热衷于“权力寻租”，为他们分管下的各项权能明码标价或待价而沽：官运、财运、学运、桃花运和儿孙福？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养一方神。国人进寺庙与基督徒进教堂，最大的区别不是寺庙在地理上总要掩耳盗铃地刻意远离日常生活，基督教堂却坐落在生活中，而是在于，进教堂为的是精神的解脱与灵魂的救赎，进寺庙却是进一步拥抱这个世俗的世界，抓住已经到手的，觊觎尚未到手的；消解沉沦时本能的不适感，以便取得彻底沉沦的授权。
也许是人多地（资源）少的结构性禀赋特征，使生存竞争无法淡出国人的核心关怀，因此，尽管就定义而言，无论宗教还是信仰，都指向对世俗世界的超越，在中国产生的却是“入世”的宗教。儒释（佛）道三教合流的结果，是追求“无”的佛教转而追求“有”了，而且是“大有”，色相官财，多多益善。一个悖论是，这些建在高山之巅的寺庙并不比山脚下的生活更接近天国。这里是欲念的集散地，而神们在见证并满足这些欲念上似乎没有表现出任何道德上的顾虑。比如，神汉们劝捐时会告诉你，某市某局某科长到此认捐3000元，回去处长暴死，科长荣升处长。
国人的命运观与同处在泛神论阶段的古希腊不同。希腊人眼中的命运有点像自然规律（law），没有预留人为干预的空间，负责编织命运之网的女神不得回答任何人的问题，包括其他诸神，所以希腊的神像面对时间和命运都是一脸漠然。希腊悲剧中的俄狄浦斯、帕里斯、克瑞翁等人逃避命运之厄的结果，只是强化了命运兑现过程的戏剧性，但命运一定要兑现，甚至主人公在什么时候获知命运，以怎样的方式逃避，以及如何落入命运的罗网，也都未尝不是内在于命运规定的情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