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厦门反PX游行之前，各种正常渠道的上访、专家咨询会、全国政协会议提案等手段都未能有效地促成PX项目的公开、科学和全面的论证。为什么在游行前体制内的解决手段失效？现有地方政治权力过于集中是最重要的原因。舆论、司法、人民代表大会等正常渠道，在这种集权的情况下，要么工具化而沦为行政权力的附庸，完全服务于行政意图；要么干脆处于沉睡状态。当正常渠道不正常的时候，一旦发生矛盾和冲突，绕过正常渠道就成了民众自然的选择，谣言就是这种“绕道”的体现之一。而谣言之所以令官方感觉如此不舒服，正是因为权力无法完全控制这种渠道。在信息制造、传播链上居于劣势的弱势群体，如果完全拒绝传闻类信息，他们又该从何处获知他们的处境、了解他们的利益所在，用什么方式宣泄他们的情绪、宣示他们的诉求呢？政府因知情而说谎，民众因不知情而造谣。在此意义上，谣言不仅仅是替代性的，而且是补充性的。
在很长的时间里，人们一直把谣言当做一个代用品：例如，《广州日报》负责人曾经撰文指出，在2003年2月蔓延广东全省的有关非典的传言和谣言，“不仅引发了广东历史上极为罕见的社会恐慌，也引爆了一场党报主流媒体与传言和谣言之间的遭遇战。”而“各种传言和谣言之所以能够通过人际传播的方式兴风作浪，主要是因为缺乏权威资讯引导的结果”（薛晓峰等，2003）。言下之意是说，通过大众媒体与官方对权威信息的发布，就可以中止或减少谣言的散布，有效杜绝危机的发生。
然而，卡普费雷却指出，大众传播媒介和谣言之并存证明了，“谣言是作为补充的传播媒介，传播的是另一种事实”（卡普费雷，1991：274－275）。这是因为，大众媒体总是处于一种自上而下的交流形式，从知情的人传到不知情的人。于是公众获知的是他人想对其灌输的信息。而谣言是小道消息，更近似于个人情绪感受的一种表达，罗斯诺称之为“夹杂了个人对这世界如何运转的主观臆测的公众传播”，表达了试图认知自身生存环境的人们的忧虑和困惑（Rosnow，484-496）。由此来看，谣言并不完全只与信息有关。它也用来满足人们的心理和社会需求。甚至即便其事实基础被证伪，谣言也仍然会经久不息。
更重要的是，谣言会在沉默的人群中间诞生，会在那些为着自身的利益或是破坏反对者的声音而制造信息的群体中生发出来，作为一种政治传播策略而出现。何时大众传播媒介成为官方消息的唯一提供者，何时就会有谣言现身，提供与官方真实不同的真实。
正因如此，谣言不会是一种一时的、短暂的现象，大众媒介的兴起，也不会消除这种最古老的传播媒介。信息永远存在两个来源：一个是大众媒介所说的，另一个则是个人从他周围最直接的人那里、他的社交圈子里获得的。而后者就是谣言。谣言的扩散经常显示出一种对官方渠道消息的不信任，甚至对政府本身就缺乏信任。在2006年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的“广东高州物管打死考上清华学生”的网络谣言事件中，有网友在跟贴中写道：“大家宁可相信谣言，而不相信你们，因为你们不值得信任。”在实行新闻管制的国家，在人们普遍不信任官方信息的情况下，谣言在某些时候甚至成为唯一的媒介。
这意味着，在一个缺乏信息自由的社会里，谣言这种媒介成长得最好。一个政府越是经常掩盖和操纵信息，谣言的力量也就越大。这种不受控制的现象意味着审查制度的无效，它揭开秘密和找到被掩盖的事实，表达被统治者的缄默愿望，给无声者以声音，告诉政府民众和国家之间横亘着一条公信力鸿沟。
谣言无法消除，只能削减。事实上，只存在一种消除谣言的办法，即禁止人民的相互交流。官方存在一种从自身利益出发看来合理的想法：只想让他们认为可靠的消息流传，这种想法在现实操作中，体现为种种“净化”舆论空间的努力，它直接导致新闻控制，进而导致侵害言论自由。2003年非典期间，就有文章称“谣言比瘟疫更可怕”，2008年汶川地震期间，又有文章说“谣言比地震更可怕”。其实，比谣言更加可怕的是对言论自由的剥夺。（胡泳，东方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