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区申遗：成也发家，败也致富

　　除了中国，恐怕很难再找出第二个国家对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如此趋之若鹜了。地方政府为了迈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大门，不惜花费数亿元经费，耗时十余年，给世人留下“重视文化和自然保护”的印象。然而事实却是，一旦申遗成功，景区门票价格飞涨，景点游客数量暴增，地方政府转而忙于“数票子”，投入到文物和自然资源的保护资金大不如前。

　　从已经“申遗”成功的两大古城丽江和平遥来看，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无疑为当地的旅游收入带来“井喷”式的增长。

　　据平遥县旅游部门统计，1996年，平遥古城门票收入仅为82万元，当年申遗成功后，1997年的门票收入就高达800万元，一年之内增长10倍。到2012年，平遥古城接待中外游客超过100万人，门票收入过亿元。可以肯定地说，没有“世界文化遗产”的金字招牌，平遥古城很难实现如此辉煌的旅游发展成果。

　　凤凰古城的申遗之路也并非现在才开始。2006年，凤凰古城就曾成功进入全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预备名录，是当年湖南省首个进入该名录的县市。由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规定，每年每个国家只能提报一个文化遗产和一个自然遗产候选，因此，中国国内各个景点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

　　2011年，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下，凤凰申遗的方向由“凤凰古城”调整为“凤凰区域性防御体系”，这一体系由镇城、营城、汛堡、屯堡、碉楼、哨卡、边墙7大类别共15个军事防御遗存点构成，开始了凤凰新一轮的申遗之路。

　　在当今中国的旅游市场，“申遗”已经成为打响知名度和扩大广告效应的重要手段，每年都有上百个景点参与竞争。其实，大多数项目所在的地方政府对选不上早有准备，之所以仍然乐此不疲，恰恰是因为借着“申遗”之名，可以涨价、招商、开发地产、文化交流，堂而皇之地将原有旅游资源“旧瓶装新酒”。而且无论成败，地方政府和商业集团都将从“申遗”的聚宝盆里捞得盆满钵满。当然，至于文物、环境究竟得到多少保护，谁来关心，谁又知道？

　　近期另一个引人关注的“申遗”事件同样令人叹息：玄奘法师埋骨的西安兴教寺遭遇拆迁。据称，位列唐代樊川八大寺院之首的兴教寺之所以被拆迁，仅仅是为了符合“丝绸之路”联合申遗的需要。由于兴教寺的“玄奘法师舍利墓塔”已经被列入“丝绸之路中国段”首批申遗名单，而寺内其他一些建筑“由于建筑体量、密度过大，与兴教寺塔环境风貌不相协调”将被拆除后重新选址规划。

　　我们不禁发问：为了“申遗”而将佛塔从寺院剥离，破坏原有建筑群的完整性，究竟是保护文物，还是毁坏文物？

　　其实，无论是为了早日“上市圈钱”而急于征收“进城费”，还是打着“申遗”的招牌变相加价，许多地方政府和商业集团在商业化和市场化环境下的急功近利都暴露无遗。也许，这种只重经济利益、忽视古城保护、不顾游客感受的做法，只有真正用脚投票的市场手段才能纠正。

　　根据媒体统计，凤凰古城开始收费后的几天，立即遭遇“最冷周末”。4月10日至13日，游客人数仅为往年同期的38%，购买门票进城参观的散客仅200余人，而收费前的周末散客人数常常超过8000人。尽管凤凰县的副县长赵海峰坚持对外宣称，古城收费后，城内商户惨淡经营的状况只是“短暂的阵痛”，然而冷清的街道、空置的客房、无人问津的游船都在明确地传递一个信息：无论是阵痛还是长痛，最终受到影响的，还是景区内小本经营的商家和景区外无处可去的游客。

　　（作者为本刊特约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