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中国谁来种粮

　　城市“空心化”带来的显著问题首先就是，未来谁来种粮？

　　一方面，由于“人多地少”的客观条件，使得农村每家每户承包的土地面积都较小，农业生产长期以来都没有摆脱“小农经济”模式和靠天吃饭的被动面貌。人均土地面积过小使得农业生产缺乏规模效益和统筹规划，农民的生产重点也都集中在“精耕细作”和提高单位产量上，不利于耕地的统一管理和风险防治。一句话，土地供应量无法满足现代化的“大农业”生产模式。

　　另一方面，“空心化”后的村庄建设用地浪费严重。目前，乡村中“人走房空”的现象越来越普遍，村庄房屋大量闲置。很多农民在改善居住条件时，往往是建新不拆旧，一户多宅。村庄建设用地规模持续扩大，引起了耕地资源的减少。有限的土地由于农村中劳动力和生产力不足，被人为消耗和浪费掉。

　　有地没人种，同时有能力种地的人又没地种，这一对矛盾同时出现在中国当今的农村，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当前的农村土地政策和制度，已经无法适应改革开放形势下的新农村建设需要。

　　相对于中国日渐成熟的城市规划水平，中国广大农村的村庄布局依然处于自然和混乱的状态。村庄规划不足、土地管理缺位和宅基地退出机制缺失等问题日益凸显，使得本来就紧张的土地资源更加捉襟见肘。从深层次看，造成这一不正常现象的动因在于，农民在土地资源的使用权益和整治过程中的弱势地位。当前的土地制度下，政府依然是农村建设用地整治环节的最大受益者，农民和农村集体组织从土地整治的过程中受益不多。因此，只有统筹协调好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农户利益之间的关系，才能使农村建设用地整治成为农户和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的自觉行为。

　　“先说后做”的中国家庭农场

　　从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个农民订立“生死状”开始，中国改革开放后发生在农村的最大变革无疑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然而，经过30年的变迁，尤其是城镇化带来的人口流动，使得农村的生产关系和农民的生产模式正在孕育着新的变革。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这一消息，瞬间吸引了众多媒体的眼球，尤其是“家庭农场”的概念首次在中央一号文件中出现，预示着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和农业生产模式将发生新的变化。

　　按照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负责人的解释：“家庭农场”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其实，当媒体聚焦“家庭农场”这个新生事物上时，许多人惊讶地发现，农业部早些年前确定的33个农村土地流转规范化管理和服务试点地区，至今已经建起家庭农场6670多个，分布在上海松江、湖北武汉、吉林延边、浙江宁波、安徽郎溪等全国各地。

　　正如当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众人冒着政策风险的先行一步，家庭农场在中国农村的诞生也是“先说后做”。不过，相比当初较高的个人风险，家庭农场的出现从一开始就是在农业部的指导和授权下开展的，带有较强的政策引导性质，率先“吃螃蟹”的第一批家庭农场主们也切实感受到了农场自主经营带来的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