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财产公开的路径，究竟选择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

　　这个问题其实是上一个问题的延续。

　　行政成本偏高和领导干部腐败，是两个密切相关却又各有侧重的问题。解决行政成本偏高，必须从对权力运作的透明和约束入手，包括公务消费和公务薪酬在内的成本，都应纳入监督体系，而且这种监督一定以全面、公平、彻底为起点，自上而下、各系统、各部门概莫能外。

　　官员财产公开虽是其核心部分，却与公务员薪酬制度透明化的全面、平等原则不完全一致。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必须遵循“权力－责任－风险”对等的原则，即权力越大，公共责任越重，社会承担的腐败风险就越大，越该受到更严格的监督。因此，不仅要严密监督领导干部个人，还要把他们的家庭以及与之联系密切的下属等也纳入监督。当前中国公务员薪酬制度整体缺乏透明和监督，必须尽快修正；而率先公开领导型和决策型干部的的财产，既是前者的重要内容，又对其有推进作用，似可作为入手破题之选。

　　2012年一份《法治蓝皮书：中国法治发展报告（2011）》显示，当前公职人员对财产公开有相当高的认同度，在不同行政级别中，省部级和司局级公职人员认同比例最高，超过80%；科级以下则只有64.4%认同。这似乎显示，中国的官员财产“自上而下”公开，是理所当然之选。

　　然而实际状况未非如此。根据媒体资料，至今中国已经有29个市、县试行过某种形式的官员财产公开，但是即使这29个“试水点”，大多也非常低调，不愿社会对此过多评论。而且，突破往往与当政者的风格有关，只做表面文章，“公开”徒有其表难以服众者有之，人走政息昙花一现者有之，至今坚持下来的少之又少。

　　这是一个奇怪的悖论。一方面，官员财产公开已经像一种“政治正确”的表态，成为大家争相支持的观点；另一方面，在操作上又少有人拿出勇气真正推行。那么，中国的官员特别是高层官员，对于公开财产究竟持怎样的态度？对这一制度的认同是真是假？这是应该首先弄清楚的问题。

　　官员财产公开应该自下而上，这是全世界的经验，各国实践基本如此。十八大之后，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正在深入，去年广东省十一届党代会在报告中提出：广东已制定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公开制度的方案。这是否意味着，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终于在一个比较大和比较重要的范围内，开始步入实践阶段？而从过去的“申报”制度，到“申报公开”，以及广东省代表及舆论对“广东方案”中“领导干部财产公开”的强调，是否又意味着，这一实践或许有更多令人期待的亮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