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路径中利益链条更复杂更暧昧

　　相较于歌舞升平的电视娱乐节目，管理者对新闻类媒体的审查与控制，自然会更加严格。

　　从目前而言，在中国谈“媒体”，实际上已经指向两个定位、目标和特点都有很大分别的类型——官方媒体和市场化媒体。这是业内普遍承认的划分。官方媒体侧重宣教，不必考虑市场效果；市场化媒体有读者的压力，对传播效果最敏感，受到的管理压力也更大。但是，这种泾渭分明的局势，在近两年发生了变化。首先当然是由于互联网技术革新，令官方和民间两个舆论场有对接、融合趋势，过去分别在两个舆论场上表现的媒体，如今必须同台竞技——因为对他们的评价平台已经打通。其次，由于“新闻”传播渠道更多样，导致利益方和“管理链条”都更加复杂，媒体可以对新闻做出自己的专业判断与报道，但传播效果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种压力，往往不受媒体控制，甚至有南辕北辙的意外，两类媒体都面临这个问题。

　　早在2008年三鹿事件中，媒体面对的复杂环境就已经体现出来。当时，违法企业向政府求助：“请政府加强媒体的管控和协调，给企业召回存在问题创造一个良好环境，避免此时炒作给社会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其时距北京奥运会召开只有６天，石家庄市政府在一贯的思路和利益权衡之下，竟然视隐藏的社会危机与危害不顾，认同了这一荒唐至极的理由和要求，终致社会、企业、政府、媒体多方尽输的局面。而今五年过去，许多地方政府乃至更高管理部门，对这种“以压代稳”的懒政思路，又有多少真正反思和改变呢？很多时候恰恰相反，由于全媒体平台的普遍推广，政府的“管理触角”不断延长，“管理冲动”更加猛烈，“管理冲突”也反复升级。

　　过去对媒体的管束，主要以约束记者和内容审看、平衡为主，如今在很多地方，由于行政干预力的强化，则简化为直接的删稿删帖。过去对内容纠偏，现在为担心网络扩大，常常一言以蔽之“不许炒作负面新闻”，更将监管前推至新闻报道的选题策划阶段，试图从源头上控制媒体行为。而且，由于“管制”的体制化、程序化，新闻约束的受益者更容易介入新闻扼杀，这为很多以“封口”为生的所谓传媒公司、公关公司，提供了广阔的灰色利益带。他们现在无论删报道还是删网贴、微博，往往不再正面与媒体接触，因为媒体有读者市场和公信力的压力，不会简单接收利益收买，而是直接寻求“管理者”庇护。这令媒体在复杂的管理路径里往往是雾里看花，经常不知究竟就挨了闷棍，对此的不满也更甚以往。2012年至2013年以来，几次重要的媒体事件，都与这种复杂的心态有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