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写在第二个没有妈妈的母亲节（下）

　　图：全家福。后排右起：弟弟、我、妹妹

    文丨曾钰成

　　四 广州行 新发现

　　我没见过外公和外婆。妈妈有一个哥哥、一个姊姊和一个弟弟，他们全都住在广州，只有妈妈跟随我爸爸来了香港。妈妈说，外公在生时是很有名望的牙医，是正式具有专业学歷的第一代；两个舅父继承了外公的衣钵，在解放前已在广州当牙医。解放后，他们留在广州，小舅父加入了政府医院服务，大舅父则继续私人执业。姨妈是执信女子中学的体育教师。

　　在一九六○年代，妈妈每年都到广州一次，主要是为了给亲人送他们缺乏的日用品和食品。妈妈用一根担挑，担着两个比小孩还要高大的麻包袋，里面塞满广州亲人需要的物资，包括猪油、砂糖、麵饼、衣服、清洁用品和我们的旧玩具。她独个儿长途跋涉的把这些物资送到广州（当年未有直通车，要在罗湖办理出入境手续），爸爸只能送她到尖沙咀火车站。

　　我读大学二年级那年的暑假（一九六六年夏季），决定陪同妈妈到广州探亲。当时很多人都说，给香港政府留下了曾经到过大陆的纪录，会很麻烦，起码别想做公务员了。于是，我和妈妈搭夜船到澳门，第二天清晨上岸之后，从澳门乘长途汽车往广州，至傍晚抵埗。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和妈妈两人一起旅行。在车上的七个钟头，我和妈妈并排而坐，大部分时间各自浏览两旁窗外的景物，没有想到两母子要利用那机会多谈几句。

　　在广州的两个星期，我们住在小舅父家里。那时内地最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文革”尚未开始，人民生活正在改善。小舅父是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牙科医生，他太太是工厂里的行政人员，一子一女正在读小学。他们一家获分配的医院宿舍，有一厅两房，一厨一厕；厕所里还有抽水马桶，比要倒夜香的学士台先进多了。他们把孩子的房间让给妈妈和我，两个孩子晚上在厅里睡。

　　我在广州出生，两岁便来了香港。那是我第一次回广州，第一次见到姨妈和两个舅父。相处十多天，他们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两个舅父和姨妈各有个性：大舅父豪迈洒脱，略带沧桑；他显然交游广阔，而且人缘甚佳，走到那里都会有人过来跟他打招呼。姨妈和蔼而有威严，又相当幽默；跟她谈话，既感亲切又有点紧张，可一定不会沉闷。我私下笑妈妈说，为什么她没有像姨妈的气质？

　　和我接触最多的，当然是在家里接待我们的小舅父了。这位小舅父正直爽朗，还有点单纯。我发觉他很爱读书，歷史、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知识都很丰富。他知道我喜欢数理，给我讲钱学森的故事，鼓励我大学毕业后到外国留学，学成后回国服务。他说，国家很穷、很落后，但他相信国家走的路是对的；他对政府充满信心，对国家充满希望。他的一对子女，活泼可爱，朴素健康；年纪轻轻，已十分懂事，并且知道立大志，想着长大后要到国家最艰苦的地方去，参加现代化建设。和小舅父一家人相处，感受很新鲜，很舒服，令我思考许多以前从未想过的问题。

　　大学宿舍开放日(大学一年级，1965年)，妈妈等来参观。后排右起：弟弟、我、五伯父；前排右起：妹妹、嫲嫲、妈妈

　　五 见多了 想多了

　　日间，舅父和舅母都要上班，两个孩子要上学；大部分时间是妈妈和我两人自己出去游览。那两个星期天气很坏，几乎每天都下大雨。我们两母子冒雨游羊城，倒别有一番风味。妈妈毕竟在广州生活过，而且每年回来一次，对各个景点还算熟悉，可以充当我的导游。但我们在游览时谈论的话题，并不止于周围的景物；我见多了，想多了，要跟妈妈讨论的东西也多了。

　　在广州回澳门的车上，我们仍是很少交谈；不是因为没有话题，而是我要思考的问题太多了。我在车上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沉思，窗外的景物也没注意。

　　两个星期的广州之旅，改变了我的一生。我发现了我的祖国；我重新发现了我的妈妈。

　　但是，这个祖国，原来是我完全不了解的；不但我不了解，连爱国、善良、正直的小舅父，饱读革命书籍的小舅父，也不了解。

　　我们从广州回来不到一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这场十年浩劫，摧毁了无数家庭，包括我小舅父的一家。一个本来充满幸福和希望的家庭，一下子从天堂掉进了地狱，家破人亡。小舅父一个人要离家下乡，不能再在医院工作；舅母在工厂里捱斗，积愤成疾，壮年病逝；一对子女失去了学业和家庭，被迫几乎要跟父母脱离关系。

　　妈妈顾不及为广州的亲人难过，因为对她更直接的打击，同时在香港发生了。十八岁的弟弟和十六岁的妹妹，相继在自己的学校里被捕入狱。

　　多年后，一位读歷史的朋友和我谈起那荒唐岁月，有这样的感嘆：“你在广州的亲人因为是‘右派’而要受苦；在同一时间，你在香港的亲人因为是‘左派’而要受苦。多大的讽刺！”我想，妈妈根本不明白什么是“左派”、“右派”，不知道苦难为什么忽然降临到她的子女和亲人身上。

　　待到那荒唐岁月终于过去，中国已是另一个世界，香港也完全变了模样；我们和小舅父两家人都不能回復到以往的平常与纯真；我们失去的，已无法寻回了。

　　前排右起：二姑丈、四伯娘、四伯父、妈妈、爸爸、五伯父；后排站立者：五姑姐、五姑长。(四伯娘和五姑姐健在；其馀已辞世)

　　六 不要死 妈妈！

　　但那段日子也给妈妈带来了一份意外的奖赏。在她最感孤寂无助的时候，她获聘任为小学教师。那是妈妈最喜爱的工作；她教学生，比教自己的子女更有耐心和爱心，绝不会用捣衫藤条去抽学生，或者用铅笔插他们的手指（不是因为怕犯法：香港到一九九一年才立法禁止对学生体罚），大概是因为她的学生比她的子女听话听教，没有像我这样爱驳嘴的。

　　妈妈活到九十三岁。大舅父、姨妈、小舅父和爸爸都比她先离世。爸爸走的时候，妈妈的脑退化症已经很严重了。在医院看着爸爸停止了呼吸；从殡仪馆到山上送爸最后一程；望着爸的骨灰盅放进龛位—妈都没有流下一滴眼泪，没有任何情绪反应。如果她真的感觉不到悲痛，也算是福气吧。

　　爸走后，妈在弟弟家里住了一段时间。出了几次事之后，我们知道她需要廿四小时护理，便把她送进了护老院。她没反对，没表示不高兴；她一生都是这样，默默地接受命运，接受别人给她的安排。

　　住进院舍初期，她的活动能力还不错，可以跟我们和其他探望她的亲友说笑，跟院友们一起唱歌、在轮椅上做些运动。我们小时她教我们唸的“月光光，照地堂；年卅晚，摘槟榔。……”，足有三十句，我唸一句，她可以接下句，直至唸完。我们还可以用轮椅把她推到院舍附近的酒楼喝午茶，让她吃最爱的花生炆鸡脚。

　　渐渐，这些活动都不行了。她只能卧在床上，对探望她的人反应也愈来愈少了。我给她扮鬼脸，就像我很小的时候她接我放学时在课室门外给我扮的鬼脸；但她只会怔怔地瞪着我。我坐在她床边，对她说什么她都不回应，这是她对我爱驳嘴的最后惩罚。

　　妈妈搂着我和弟弟，对我说：“你是我的心肝椗。”对弟弟说：“你是我的蜜糖埕。”

　　“妈妈，死是怎样的？”我问。

　　“死了就是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妈妈有一天也会死的。”

　　“不要！不要死，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