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不能只讲“两制” 而不讲“一国”

　　图：左起：胡少伟、李浩然、谭耀宗、黄玉山、关伯强、许振隆出席“一国两制教育”沙龙　 大公报记者黄洋港摄

　　不经不觉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了，加强香港新一代对国家的认识、提高国民身份的认同，一直是教育界的重要议题。全国人大代表、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黄玉山在出席“一国两制教育”沙龙时指出，香港回归初期，各方多讲“两制”，而少讲“一国”，人们常讲高度自治，但较少注意到“高度自治不是绝对自治。”他认为，基本法序言不可不读，这是“一国两制”精要所在，概括了设立特区的缘由，表明中央对香港有全面管治权。

　　“一国两制教育”沙龙本月中在教联会会所举行，讲者之一黄玉山指出，回归20年来，香港成功贯彻落实基本法，但说到青年学生和市民对基本法的认知，却是未如人意，不但并不全面了解，有些更是误解，甚至被别有用心的人曲解。“谈到基本法的教育，20多年来相关活动不少，研讨会、辩论比赛和嘉年华都有，有点形式化，这不是量的问题。我们需要反思，活动很多时提到很多条文，但基本法的精神所在却不是太多谈及。”

　　点出须维护国家领土完整

　　谈到基本法的精髓，黄玉山认为最重要是序言，“序言只是三百多个字，却是基本法的精髓所在，基本法的内容是希望达至序言提到的目的。如果不看序言恐怕流于捨本逐末，模糊了主线。”

　　基本法序言中提到，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鸦片战争以后被英国佔领，其后中英两国政府签署联合声明，确认中国政府于1997年恢復对香港行使主权。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并考虑到香港的歷史和现实情况，国家根据中国宪法第31条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并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不在香港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

　　黄玉山指出，序言点出基本法的目的是“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保持香港繁荣安定”、“照顾歷史事实”，从中非常清楚提到香港所属和主权所在，如果学生和市民对此有清楚了解，便会明白再谈什么“香港不属于中国”、“港独”都是多馀。他补充，基本法的解释权在中央政府，人大常委会释法是机制，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一国两制”白皮书，是表明中央对香港有全面管治权。

　　谭耀宗：中央可增加授权

　　谭耀宗是基本法草拟委员会港方委员之一，他说，中央很想“一国两制”成功落实。又认为讲“一国两制”教育，必须提及基本法歷史，因为如何落实“一国两制”，可在基本法上体现，“基本法内提及不少‘两制’元素，香港可保留法律、税务、货币等自由，这些是高度自治的内涵；至于‘一国’方面，基本法序言提到，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被授权和授权内容可作增加。”

　　谭耀宗特别举深圳湾口岸“一地两检”措施为例，香港的执法人员也可以在深圳湾执行海关工作，这方面原初在基本法没有提及，后来中央再经过授权，香港才多了这个权利。他又称，行政长官和官员任免需经国家同意，任免权在中央，香港的外交和防务工作亦由中央负责。

　　胡少伟：基本法教育防两盲点

　　“一国两制教育”沙龙讲者之一、教联会副主席胡少伟指出，早在1982年12月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1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设立特别行政区，“这安排是为国家推行‘一国两制’作准备。”1983年初，经过调查研究，中央政府就解决香港问题提出12项基本方针，包括按中国宪法第31条规定，设立香港特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享有高度自治权。”

　　胡少伟说，1984年中英两国政府签署联合声明，表明香港没有三脚櫈，也没有主权换治权。

　　他说，“一国两制”下，香港特区依法高度自治，但不是无限自治。近年学界及社会出现一些歪曲了的本土思潮及“港独”思想，香港是时候重新思考如何做好“一国两制”教育。

　　胡少伟指出，回归前已讲《基本法》教育，但有两个盲点鲜有人谈及，一是“中央与地方关系”，只谈香港高度自治。

　　其次是“大陆法”与“普通法”的分别。他指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实行大陆法，也就是成文法，和香港实行的普通法有异，两个法制需要有个磨合过程。如果单涉及香港内部事务，香港可以自行解决，反之有机会涉及国家层面，就需要国家授权。

　　“‘泛民’首先要尊重人大常委会的决定，而不是要人大收回8．31决定。”胡少伟认为，在香港普选问题上，中央没有搬龙门。“2007年已答应香港可以在2017年实施特首和立法会普选，但‘泛民’坚持‘公民提名’和‘真普选’，又先后否决政改方案。”

　　高家裕：人大释法有必要

　　香港教师会会长、校董学会主席高家裕，是香港回归前后的见证者。他是当年基本法180位咨委之一，向记者忆述1986-91年的五年间，每月总要开几次会，他参加了教育文化与宗教组，还有政制小组。“大家认真讨论，我觉得真正有认识的是内地专家，包括四大护法（许崇德，萧蔚云，邵天任，吴建璠）。大家最关心的还是政制，最希望不变。整部基本法足足有159条，相当具体，中央也答应让香港最终达至普选行政长官和立法会。”

　　不过，回归第六年（2003年）香港出现反对基本法23条立法的大游行。2004年，人大常委会就香港普选问题作出释法。高家裕指出，释法乃正式司法手段，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基本法作解释，是必要的。

　　高家裕指出，在中央政府而言，最重要是有商有量，而不是斗扎马。“‘泛民’与其以为够气势就可以为所欲为，何不好好了解中国执政党和国家性质，争取共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