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大开“脑洞”的历史书：评《人类简史》

　　左起：简体中文版《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中信出版社，二〇一四年）；繁体中文版《人类大历史：从野兽到扮演上帝》（天下文化，二〇一四年）。图片来源网络

　　文｜尼三

　　《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中信出版社，二〇一四年）是一本让人耳目一新的书。不仅因为它的副标题“从动物到上帝”所表达的作者宏大的企图心，而且因为书所涵盖的内容极为广博，除历史学外，人类学、考古学、经济学、生态学、生物学等也被作者收入囊中。

　　书的作者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是出生于一九七六年的年轻学者，牛津大学历史学博士，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历史系教授。此书在二〇一二年以希伯来文出版，很快被翻译成近三十种文字，在学界与公众中都广受好评。全书思想纵横古今，笔法大开大合，一扫微观化、碎片化的史学流行风，令人耳目一新，并促使人重新思考“什么是历史”这个有意思的问题。

　　左起：鲁道夫人（距今约二百万年），直立人（距今约二百万至五万年），尼安德特人（距今约四十万至三万年）。书中图片

　　三次革命改变人类史

　　在本书第一章，作者开宗明义地说，在人类历史演进的路上，有三大重要革命：大约七万年前，“认知革命”（Cognitive Revolution）让历史正式启动。大约一万二千年前，“农业革命”（Agricultural Revolution）让历史加速发展。大约五百年前，“科学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让历史画下句点而另创新局。“这本书的内容，讲述的就是这三大革命如何改变了人类和其他生物。”

　　先看“认知革命”，它使智人变得聪明，学会了以新的方式思考，用新的语言沟通。作者还锐利地指出，这场革命要害之处还不在于提供类似“河边有只狮子”这样的事实判断，而在于“能够传达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事物的资讯”，“只有智人能够表达关于从来没有看过、碰过、耳闻过的事物，而且讲得煞有其事”。“讨论虚构的事物”是智人语言最独特的功能。有了这种能力，便可以编织出许多虚构的故事。有了这些“故事”，就能让一大批互不相识的人聚合在一起，共同去完成一件宏伟的事业。

　　用作者的话说，“无论是现代国家、中世纪的教堂、古老的城市，或者古老的部落，任何大规模人类合作的根基，都在于某种只存在于集体想像中的虚构故事。例如教会的根基就在于宗教故事。像是两个天主教徒，就算从未谋面，还是能够一起参加十字军东征或是一起筹措资金盖起医院，原因就在于他们同样相信神化身为肉体、让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救赎我们的罪。所谓的国家，也是立基于国家故事。两名互相不认识的塞尔维亚人，只要都相信塞尔维亚国家主体、国土、国旗确实存在，就可能冒着生命危险拯救彼此。至于司法制度，也是立基于法律故事。从没见过对方的两位律师，还是能同心协力为另一位完全陌生的人辩护，只因为他们都相信法律、正义、人权确实存在。”

　　南法的雪维洞穴（Chauvet-Pont-d'Arc Cave）大约三万年前至两万年前的人类手印。这些艺术作品的创作者，无论从外观、思维还是感觉来看，都与我们很相像。图片由J.Monney-MCC摄

　　其实，除了光辉的事迹受到故事的鼓舞之外，历史上人们互相厮杀、血流漂杵，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对“故事”的信奉或被其蒙骗。由于“认知革命”的发生，智人生活在了“双重现实”之中，一方面，是河流、树木、狮子这样的客观现实，另一方面，则是神、国家和企业这种想像中的现实，而且想像现实日益强大，甚至开始主宰客观现实。读书至此，相信很多人会和我一样想起安德森的《想像的共同体》。我想，赫拉利在写作《人类简史》时，可能也受到了这部名著的影响。

　　在“认知革命”和“农业革命”之间的漫长岁月里，智人带着他们新get的故事技能，在全世界四处游荡，重新塑造着这个星球的面貌，于是，许多物种遭遇了灭绝的命运。“在澳大利亚当时二十四种体重在五十公斤以上的动物中，有二十三种都惨遭灭绝”，“北美原本有足足四十七属的各种大型哺乳动物，但其中三十四属已经消失；南美更是在六十属之中失去了五十属”。作者认为，这个过程至今还在继续，日益糟糕的环境就是其表征，“唯一幸存者可能只剩下人类自己，还有其他登上诺亚方舟但只作为人类盘中佳肴的家禽家畜。”

　　接下来，在距今大约一万年前，一场发源于土耳其东南部、伊朗西部和地中海东部的丘陵地带的“农业革命”发生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就此发生改变。这场改变被赫拉利称为“最大的骗局”。

　　在书中，他巧妙地站在小麦的视角来看待这场“革命”，指出正是农业活动迫使人类永久定居在麦田旁，因此，“其实不是我们驯化了小麦，而是小麦驯化了我们”。作为历史的转捩点，“农业革命”让智人抛下了与自然的共生关系，自外于这个世界。世界的面貌又一次发生了重大改变，存在了几百万年的小部落逐渐被城市、王国和帝国取代，阿卡德帝国、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以及中国的秦朝出现了，这些组织形态又把人紧紧地联系起来，促使“大型合作网络”的进一步形成。

　　因此，“农业革命”之后，人类社会的“双重现实”都发生了新的变化，现实社会的规模变得更大、更复杂，维系社会秩序的虚构故事也更加完整细致，人类从出生到死亡都被各种虚构的故事和概念所包围，按照特定的方式思考和行事，而这种“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人造之物，便是我们所说的“文化”。

　　最后，在过去五百年间发生的“科学革命”，又一次让人类的力量有了前所未有的惊人成长。用赫拉利的说法，这场革命最重大的一刻是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六日上午五时二十九分四十五秒，第一颗原子弹引爆。“从这时开始，人类不仅有了改变历史进程的能力，更有了结束历史进程的能力。”然而，赫拉利忧虑的也在于此：我们拥有的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但几乎不知道该怎么使用这些力量。更糟糕的是，人类似乎也比以往任何时代更不负责。

　　保加利亚马古拉洞穴（Magura Cave）的岩壁上，绘有涵盖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以及早期青铜器时代的精美壁画。图片由Klearchos Kapoutsis摄

　　历史女神的盲目与洞察

　　《人类简史》的阅读体验是愉快的。作者的笔在历史和现实中穿梭，时而感慨时而调侃，而当他把过去的光芒引射到现在，就幻化出一串串富有哲理的见解，给人以启发。比如，谈到人类为了增加日常粮食供应或支持某种神庙的建筑或其他什么原因，最终作出从采集者向农夫转变这一“误判”时，赫拉利没有像有的史学家那样把重点放在“误判”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而是笔锋一转，说了如下一段意味深长的话：“种种想让生活变得轻松的努力，反而给人带来无穷的麻烦”。“奢侈品史上常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原本的奢侈品往往最后会变成必需品，而且带来新的义务。等到习惯某种奢侈品，就开始认为这是天经地义。接着就是一种依赖。最后，生活中就再也不能没有这种奢侈品了。”

　　接着，他又以写信为例，传统信件时代，我们只有最重要、不得不联络的事时才会写信，写起来字斟句酌，对方回信也同样慎重。而现在，随手就会寄出一份电子邮件，可能只要一分钟就收到回信了。“我们以为自己省下了时间；然而，我们其实是把生活的步调加速成过去的十倍快，于是我们整天忙忙碌碌、焦躁不安。”

　　这时的赫拉利似乎从一个锱铢必较的史学家变成了一个天马行空的哲学家，类似的笔法在书中还有许多，背后透出的依然是作者对历史的洞见。他说：“历史就是这样一团浑沌，历史就是无法解释得斩钉截铁，无法预测得十拿九稳。在同一时间，有多方力量互相影响、互相牵制，只要某方力量有了极小的改变，结果就会有巨大的不同。”浑沌系统又分为两级，一级浑沌是指不会因为预测而改变，比如天气状况，虽然受到的影响因素非常多，但天气预报本身并不会影响天气，但历史是一个“二级浑沌系统”，也就是说，它会受到预测的影响而改变，更加无法完全预测。

　　因此，历史的选择并非为了人类的利益，随着历史的演进，我们无法证明人类的福祉必然提升。也没有证据表明，对人类有益的文化就会成功扩张，对人类无情的文化就会消失。所以，学习历史不是也可能预测未来，而只能是为了拓展视野，了解现在的种种绝非“自然”，也并非无可避免。未来的可能性则远远超过我们的想像。而就像目盲者的心灵有时反而更加清澈一样，或许正是历史女神的盲目，给了人们从过去关照今天的机会。

　　社会发展史的精致“逆袭”？

　　《人类简史》中有不少“中国元素”。比如，写到智人的大脑内部结构与我们不同因而认知能力十分受限时，作者说“想让远古智人说中文、接受马克思主义信条，或者明白演化论，应该都是缘木求鱼”。又如，写到帝国的出现时，作者说：“在东亚，大约在西元前七千年，开始在黄河流域出现小村落，最后在西元前二二一年由秦始皇统一天下。秦朝约有四千万人，税收得以支持数十万士兵，以及共有超过十万官员的复杂朝廷系统。”

　　虽然中国人写的“世界史”里常常没有中国，但其他国家史学家撰写的世界史中还是能看到中国的，比如享有盛名的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便是如此。不过，在大多数作品中，中国是作为世界史的一部分即地区史的主体而存在。

　　《人类简史》中的中国却是作为人类发展史的一个例证出现的。高毅在推荐序中揭开了谜底，“该书中文版所参照的英文版，原来是作者特地为中国读者‘量身定做’的。他给各国的版本也都下过同样的功夫─作者的功力之深，由此可见一斑”。由此确可见到作者写书的用心和苦心，但让我感叹的还不在于此，当然也不是作者作为一个世界史学者对中国史例的熟悉，而是他对于自己构建的人类史叙述框架之解释力充满自信。也就是说，在赫拉利心中，这一体系具有普适性，为便于中国读者阅读，可以用中国的事例来说明，为便于其他国家读者理解，也可以换作那个国家的史事。

　　这种思想我们似曾相识，这就是几十年前在中国历史学中神圣不可侵犯、现在却很少有人愿意提的社会发展“规律”或“铁律”，我们也一度将之称之为“社会发展史”。在上世纪二十至五十年代的中国学界，它曾是一门显学。当年的“社会发展史”写作虽不及赫拉利精巧，但也是把“从猿到人”作为第一章，从自然界写起，不像后来的历史书那样乾脆割弃了人与自然将分未分的那些漫长岁月。当然，赫拉利的《人类简史》没有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描述得那么机械，而是充满了宗教情怀和“天道关怀”。

　　正因为如此，这本以“人类简史”为名的书却以批判人本身为基调。或者说，对“人类中心主义”及其带来的一切的批判，构成了本书基本的价值取向，就像书的第一章的标题所说的“人类：一种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动物”。不过，如果我可以表达一些不同意见的话，那么，人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他会给自己写一部“简史”，难道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