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照耀中国》到《西行漫记》

　　埃德加·斯诺（左一）与毛泽东主席在一起。作者供图

　　文｜马承钧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之际，笔者想起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不朽名著《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今年正逢斯诺先生赴延安采访八十周年，又逢该书中译者胡愈之先生逝世三十周年，不禁想起那些尘封的历史珍闻。

　　一九二八年，二十三岁的美国青年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以见习记者身份派驻中国，来上海担任英文周刊《密勒氏评论报》助理编辑。他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字“施乐”，寓意要给人带来快乐。一九三一年经过一番努力，斯诺有幸在上海一家咖啡馆采访到孙中山遗孀宋庆龄女士。宋庆龄让斯诺了解到中国的政治内幕、历史概况以及她正在为民权保障同盟所做的工作，宋庆龄的革命意志和坚定信仰大大感染了斯诺，使他深为她的人格魅力而震撼，两人也由此结下深厚的革命友谊。此后，斯诺出任多家欧美媒体驻华记者和通讯员，一九三五年还与妻子一道勇敢地走上“一二·九”运动的前列。

　　一九三四年红军长征的传闻令斯诺十分好奇，翌年十月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抵达陕北的消息更令他惊喜有加，他决心前往采访。但当时国民党“剿共”正紧，政治局势艰险，他就请孙夫人出面斡旋。在宋庆龄周密安排和爱国将领张学良协助下，斯诺冲破国民党宪兵、特务重重阻挠，终于一九三六年六月经西安、云阳如愿抵达延安，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志丹、贺龙、彭德怀等中共领导人，红军将士和普通群众，深入了解到陕甘宁边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民生等实情。他还向毛泽东讲述了亲自参加的“一二·九”运动真相，并首次向国外披露了毛泽东的七律《长征》。

　　经过四个月艰苦采访，斯诺写下大量通讯报道，最终集结为《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他还动情地向北大、清华、燕京的师生们介绍在陕北的所见所闻，放映了他在延安拍摄的影片资料，让人们第一次见到红军领袖的形象。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前夕，斯诺毅然将《红星照耀中国》交由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三个月后新书问世，立即在国际社会产生巨大轰动。西方媒体热评“此书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现和描述，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震惊世界！”

　　一九三八年二月，《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西行漫记》在上海出版。当事人是集记者、编辑、作家、翻译家、出版人于一身的“全才”、浙江上虞人胡愈之（一八九六─一九八六）。胡愈之从小对外语情有独钟，十六岁进入杭州英语专科学校。十八岁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练习生，业余继续攻读英语夜校，并自学日语、世界语，开始著译。早年曾与沈雁冰（矛盾）共同成立文学研究会，一九二二年参加宋庆龄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加入中共。“九·一八”事变后，胡愈之与邹韬奋联手掌管《生活》周刊，主编《东方杂志》、《世界知识》、《妇女生活》等。抗战时期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国际宣传组组长，主持出版《团结》、《上海人报》、《译报》等报刊，一九三五年后发动上海文化界救亡运动并倡议成立“救国会”，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也是英雄所见略同，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斯诺赴上海秘密会见胡愈之。在下榻的旅馆里，斯诺郑重地将甫从英国寄来的英文新书《红星照耀中国》递给胡愈之，希望能将此书介绍给中国读者。见多识广的胡愈之对此书已有所闻，接过这一礼物如获至宝激动万分。回到家就关上房门认真阅读，被书中精彩的描写深深感动，认识到它将产生的轰动效应，当即决定将此书译成中文出版，让全国同胞对中共领导的红色根据地有真实全面的了解。

　　当时西安事变刚过，蒋介石惊魂未定，国内政局扑朔迷离，出版革命书籍谈何容易？胡愈之左思右想，先联络十几位文化宣传界有识之士，商议出书之事。胡愈之慷慨陈词：“国民党封锁苏区内幕，大肆污蔑中共，使民众对共产党、长征、红军、苏区大有误解，现在提倡国共合作抗日，这本书如能在沪上出版，必能帮助广大民众真正了解中共和红军长征真相，为全民抗日产生强大精神动力！”

　　大伙对胡愈之之言极表赞同，但当时“国统区”对进步出版物审查很严，轻则停业整顿、特务盯梢，重则关门息业、逮捕坐牢，没有一家出版社敢公开出版此书。大家讨论良久，最后决定干脆新创一家出版社，社址就设在胡愈之家里。他还亲任主编，郑振铎、许广平、张宗麟、周建人、王任叔等十余人为编辑。为安全起见，书名不再沿用政治味太浓的《红星照耀中国》，改为比较文艺化的新名字——《西行漫记》。

　　全书共十二章三十万字，为了赶时间早日付梓，胡愈之将原书拆开让十几位同人分别翻译，大家都是高手，不到一个月就大功告成。印书经费哪里来呢？胡愈之想出两个方案：一是每位译者各人捐几十元，二是向读者发售“预定券”。每本书定价二点五元，如用预定券购买只需一元，这样就解决一部分出版经费。当时商务印书馆已经内迁湖南，印刷工人也都下岗回家，胡愈之便寻找熟悉的排印工人。在如此艰难环境下，不到两个月就完成了翻译、校对、设计、筹资、印刷、装订等全部工序，中文版《西行漫记》还新增了英文版没有的照片。当斯诺拿到中文版的《西行漫记》后高兴地大呼：“我虽然是这本书的作者，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者创造的啊！”

　　《西行漫记》第一版印了二千册，很快销售一空，轰动海内外，接着又增印了第二版、第三版和第四版，在香港和海外华埠重印本和翻印本更是不计其数，发行量高达十余万册。《西行漫记》的出版发行，让无数国人和华侨得知中共领导人和红军将士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始末，也看到新中国的希望。虽然它在“国统区”被定为禁书，其影响却一夜爆红不胫而走，成千上万爱国青年正是读了《西行漫记》而参加革命奔赴延安。值得一提的是：青帮头目杜月笙也出资买了大批《西行漫记》和《鲁迅全集》等进步书籍，并烫上“杜月笙赠”的金字送给普通市民和上海滩各大图书馆。很快，《西行漫记》又被译成俄、法、日、西班牙等近二十种文字，辐射到全球各地，并成为许多国家的经久不衰的畅销书和研究中国问题的必备读物。难怪胡愈之先生在晚年，常不无自豪道：“如果我这辈子有一点贡献，当年出版《西行漫记》应该是第一个……”

　　今天看来，《西行漫记》客观真实、全景式地反映了革命圣地延安的实况，让亿万中国人第一次了解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实面貌。它不仅在政治上有重大意义，在文学上也堪称典范。其人物刻画、环境描写和敍事风格均可谓精彩纷呈。用今天的话说，是一部充满正能量、接地气的纪实文学佳作。

　　新中国成立后，埃德加·斯诺曾三次访华，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亲切接见，一九七二年在瑞士逝世后还遵其遗嘱骨灰的一部分葬于北大校园。胡愈之解放后先后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和国家出版总署署长，并出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常委。犹记得一九七二年宋庆龄为《中国建设》杂志第六期写了一篇英文稿《纪念埃德加·斯诺》，她说：“中国人民永远以感激的心情记得埃德加·斯诺这位致力于中美人民友好的不知疲倦的活动家。太平洋两岸的子孙后代将受斯诺之惠，因为他留下的遗产将有助于他们研究中国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