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不可能设立首都特区的4个理由

　　第二，“首都特区”固然解决了北京市在天津市、河北省面前“高高在上”的问题，但也使北京市可支配的资源明显减少。京津冀协同战略中，北京功能向外疏散固然是很重要的一方面，但也需要发挥北京市本身的经济辐射力和影响力，带动津、冀整体发展。如果设立“首都特区”，北京市的经济实力大为削弱，承担京津冀地区发展引擎的功能，就可能力不从心。

　　同时，在“大政府”的大环境并未完全改变的情况下，各项资源涌入接近“首都特区”的新“北京直辖市”的趋势也不会扭转，对改变京津冀三地之间现有的经济不平衡并无太大帮助。

　　第三，北京市的教育、医疗等方面资源本身就高度集中在东西城。如果东西城改为“首都特区”，原来的跨区资源再分配，就会变成跨省级行政区资源再分配，中心城区的各种教育、医疗设施的外迁反而频增阻力。如果按照现有格局就地分割，所谓“首都特区”内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将异常地高，而新的“北京直辖市”的公共资源将更为紧张，这种事实上同处一个城市，但待遇千差地别的状态也是高层不可接受的。

　　第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本身就立足打破行政分割，推动资源在京津冀之间的自由流动，而在北京市内部再划分出来两个行政区划，和打破行政分割的高层决策取向是背道而驰的。

　　国际比较

　　从国际上来看，比较典型的设置了首都特别区的国家有美国、澳大利亚、巴西。北京东西城和这三个国家首都的面积和人口比较，简要列表如下：

　　从面积上来看，北京市东西城的面积太小，比华盛顿、堪培拉和巴西利亚都要小，如果真正成立首都特别区，将成为世界少有的“城中城”特别区。事实上，华盛顿、澳大利亚和巴西利亚都具备独立城市的功能，并不是依附于其他城市的“城中之城”。

　　从人口上来看，北京市东西城的人口又太多，北京市东西城的常住人口虽然仅有221.3万，但是户籍人口有近240万。户籍在东西城在不在当地常住的人口规模就有70万，超过整个华盛顿或堪培拉，这部分人口在首都特别区设立之后如何管理，也将是巨大的现实挑战。加之北京东西城聚集的从业人口，北京东西城实际每天的人口容量甚至远超300万人，超过了巴西利亚联邦区。

　　换言之，在面积上看，新设的“首都特区”在城市治理上功能不完全；而从人口上来看，新设的“首都特区”机构规模又不可能太小，而且还面临许多治理难题。

　　结论

　　通过上述四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很明确地得出结论，中国版“DC”的可能性基本为零。

　　然而，近期的这一波关于北京市政府东迁的传闻并非空穴来风，毫无可取之处。

　　首先，中央政府或者北京市级党政机关东迁通州的动议，早就存在。这一动议主要是要解决两方面问题，一方面是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市党政机关过度集中在北京中心城区，城区功能不堪重负；另一方面也是要通过政府机关东迁，进一步带动通州城市副中心的建设。

　　从历史上来看，中央国家机关的布局，总体上呈现“西重东轻”格局，如果中央政府和北京市要选择一方迁往通州，显然北京市党政机关迁移更加容易。从全国其他城市的经验来看，市政府搬迁是推动新区建设最短平快的做法，重庆、成都等城市为了开发国家级新区，就选择将市政府迁往新区。

　　就北京市而言，发展城市新区的需求十分迫切。上海、天津、重庆三大直辖市，分别借由浦东、滨海和两江三个国家级新区，实现了城市发展空间的大幅度拓展，而由于北京一直没有形成兼有二三产业和商住功能的新城区，城市中心功能过于集中，通州、昌平等城市发展新区“睡城”现象明显，北京市将通州定位城市“副中心”已有多年，通州的“睡城”现象仍无明显改观。

　　当前，是北京力推通州“副中心”建设的最好时机。一方面，北京市本身发展通州的意愿强烈，另一方面，中央正在强力推动北京的功能疏散。通州“副中心”建设不仅符合最高决策层给北京中心城区“减负”的要求，又能够进一步带动京津一线，包括临近的廊坊、唐山等区域的整体发展，使京津、京唐、京廊等形成强有力的发展支撑带，改变过去单纯依靠大城市中心城区的点状发展格局，这对于京津冀协同战略，尤其是与通州临近的廊坊“北三县”（三河、大厂、香河）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而北京中心城区是否还会有新的行政区划调整，可能性也不排除。现有的北京市东城区、西城区就分别由原东城、崇文和西城、宣武两个区合并，即使东西城再合并形成“古城区”，其面积也并不大，远远小于海淀、朝阳和丰台。近年来，其他城市通过合并城市老区，优化中心城区治理的实践也不少，如广州的越秀、东山合并，上海的黄浦、卢湾合并，苏州的沧浪、平江、金阊区合并都，都是基于这一逻辑，通过将中心城区的行政区划加以整合，综合配置中心城区资源，提高中心城区治理效率。